Bbrother

我在波蘭認識了崔，目前崔住在宋莊靠畫畫與作行為維生，副業農產。

他說北京氣候乾燥土壤質沙，適合大麻。他家後面是一整片的大麻田。

崔說，他年輕時在山東做過流氓，那時他總是在褲檔裡塞一把扁鑽，沒事就在家鄉四周晃蕩，像是論語裡面讓孔子躲在樹洞裡的惡棍。

崔說，流氓作為一行職業，首先必須夠悍，夠會打架，當你在鄉里上把其他悍的人都打遍了之後，便建立了一些品牌名聲。這讓我想到New Cross一帶的鬥牛犬，我想在鬥牛犬界應該也有所謂的品牌名氣在。

當你有了品牌名氣之後，便參與了一定程度上的地方事務。比如說，當某人甲與乙因汽車於糞池一帶發生擦撞而乙不幸跌入糞坑而甲沾了一身腥之後，衝突便產生。當甲乙兩人在泥地上扭打一團，難分難捨時，崔便在這時出面，崔得說，因為甲的汽車因為超速導致事故，乙因為情緒激動而掉入糞坑，甲則因此沾了一身腥，因此甲或乙方得賠錢，乙或甲方得賠罪等等，因為甲乙兩者皆知其打不過崔，這是便因此了結。

因此，流氓的工作便是在地方上搓事情、了結冤念。

崔說，事情弄到最後其實跟警察差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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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來自西班牙，是標準的革命青年，六零年代的轉世投胎。

他說他來倫敦前參與了各種NGO，專職街頭抗議者，從反迫遷、反G8、巴勒斯坦、移民、伊戰、阿戰、到同志權、動物權、生態權、女權等。

他說NGO的日子，便是參與一次又一次的會議：團體會議、協調會議、共同大會、周終討論、月終討論等等。

每次的會議內容與結果大致上相同：有一個政府決策/大結構凌空而上，另外有一群人在時空扭曲之下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或是你可以稱之為弱勢，這種結構性的剝削造成了此弱勢團體遭遇到非人的生活，而抗議的目的，大概就是讓此議題變成可見，告訴人們，這群”非人的”同志/女性/被迫遷者/移民/移工/巴勒斯坦人也是人，作為對這個異化社會（沒有人被真正當人看過的社會）的最大註解。

而遊行的目的，便是讓無感無知的主流社會有感並有知。

P說，他發現，所有的商業企業在做的事情，同樣的也是找尋一群又一群“不可見“的消費者，當鎖定了此群消費者，比如說是青少年，下一部便是使用各種的廣告、宣傳、公關將其可見化、具體化，讓無感無知的消費者成為有感有知。

P說，所有企業也在做對異化的社會批判、並企圖將其翻轉而成為”人”的社會，因此作為一名消費者，同時也是企圖作為一個”人”。

企業展開一個消費的天堂，告訴你、在這裡面我們了解你、我們尊重你的一切看法與人生觀：當你登入google，所有展開的廣告皆是針對你的個人喜好，我們有ebay根據個人消費歷史所製定的個人郵件，我們有各種消費者調查，我們在餐廳吃飯會有經理過來問薯條會不會太乾，我們有各種客製化的商品，客製化三明治、客製化咖啡，可以自己上傳喜好圖片的客製化T shirt，H&M會每逢佳節寄跟型錄包在一起的卡片給你，提醒你該換春裝。

Starbucks會告訴你，每一筆你的消費將有多少比例，會捐獻給非洲的難民、Microsoft會告訴你，你買電腦同時也在資助孤兒、麥當勞的紙袋是可回收性，可以保護多少亞馬遜叢林等等。

P說，現在人人都是人道主義者，並且人人在追求社會正義與平等：平等的個體，或是平等的消費者。

最後P在做的事情，跟google、starbucks、或是麥當勞差不了多少。

民主制度如同高爾夫球俱樂部，當你被拒在門外，你看到的是裡面一片碧綠色的草坪、人們充滿喜悅的與小白球奔跑與舞蹈。當你加入會員，進入了大門，你看到的是一片空無一人的沙漠，荒蕪的真實。

“在中國，行為藝術永遠都是被打壓的，因為中國政府恐懼未知，他們恐懼無法掌控的事。“

那天在波蘭，來自中國的行為藝術家陳在座談上這麼說，於是他說了大陸行為藝術祭在內地所遭受的困難，先在北京被打壓，於是去了四川，四川不行又逃去其餘的地方。

陳說，在中國，行為藝術如同長征，是一場跟官方血淋淋的抗爭史。

他說，中國有一票這樣的年青人，為了爭取個人表達的自由、基礎的個人人權，得用生命跟官方周旋，對抗獨裁體制。當然，也有另一票的年青人，在中國富裕了之後，選擇跟官方合作，於是他們放棄了當初的理想。

“但是不要忘記，中國仍有人拒絕接受官方的誘惑，而堅持作著自己的作品，所以中國還是有希望的。“ 陳最後這麼說。

截至至今，陳的一口俗爛仍在我腦海裡盤旋不已。

這時我才知道所謂話語的重要，話語這種東西會自我生產、自我複製並且鑲嵌在人人的腦袋當中，讓人們以機械人般的一遍又一遍復頌。

陳的那席話、驚人的地方不在話語本身，而在這種艾未未論調如何地在人人口中再生與循環。

這是一種藝術的共謀，雙重的無敵模式，當一名藝術家聲稱其代表了自由人權，某種程度上便將自己啓動在無敵模式，所以此人不論做什麼都是表達其無敵的自由人權。而作為一名觀眾，如果承認了此自由人權，那麼其也達到一種無敵，因為此時已經沒有觀看與理解力的問題，你目睹的只是一個符號的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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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通常都相信一個上世紀流傳的偉大劇本，當經濟發展到一個程度之後，必然跟隨著政治改革，而中國的門戶開放，將伴隨著布爾喬亞的革命，如同法國大革命、如同捷克、如同阿拉伯之春。中國，作為偉大劇本裡面一篇章，因此也創造了中國的民主鬥士，這些人在歷史上壓下重寶，在歷史翻盤之後也如豬羊變色一般地寫在書頁之上。

我們該如何觀看中國並且避免俗爛？

這世界如同一臺機械，世界上某些地方提供原料、某些地方提供生產拼裝、某些地方提供市場並消費製造循環、某些城市提供金融服務將資本聚集並且再生產。這世界機械的運作，需要軍事獨裁的非洲、消費社會的西方、同時也需要中國，如果沒有中國的半共產實資本假獨裁的混種制度，那便沒有大量便宜的勞力創造剩餘價值、沒有強力政府的宏觀調控、沒有穩定的人民幣，也因此，沒有我們這個廉價商品快速流通、丟棄與購買購買與丟棄同時並行的新消費時代。

因此，中國的問題不再是政治/經濟的問題，而是生產方式的問題。

中國問題，要問的不是中國何時民主？而是中國現下制度多少程度上讓我們獲利、又多少程度上為我們造禍？

在這個世紀，政治制度不再跟經濟制度壁壘分明，反之，國家成為經濟生產的仲介與機器，義大利告訴我們金融危機下技術官僚成為救火員、掌控了政治位置，在美國、戰爭是資本投資的一環，先用飛彈將一切毀滅，然後再以大企業一口氣承標下所有公共事業。

我們的未來不再是根據歷史劇本越來越自由，相反的，各種政府推銷給我們各種的危機狀態，如完全抽象虛擬的反恐戰爭製造了一個合理剝削個體自由的半極權民主體，機場成為脫衣場，一個人得以半裸狀態經過各個國界。在英國“移民“是所有問題的根源，選民會投給任何聲稱將終結移民的政黨。在台灣，選舉術語裡“危機““保X棄X“創造與利用人們的恐懼，似乎敵黨當選將邁入下一個世界末日、過度轟炸的媒體其目的不在於製造百花齊放的社會聲音，而是將共質聲音充斥至極致而創造一種無聲音。

而在未來，問題不在於中國會與這世界相像，多少程度上將依循世界的劇本。在未來，問題在我們多少程度上將跟中國相像，我們多少程度上將成為中國。

在華沙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從旅館窗戶望著外面這個荒謬的城市。

旅館正對面是文化宮，據說是根據莫斯科大學所建，是俄國人送給波蘭的禮物，但是截至至今、波蘭人仍念念不忘得仇恨著俄國。

房間裡面正在播放幾個好萊塢影片，其中我看到今生未見的電影配音。台灣以前電影配音的年代在我腦中閃過，我記得那時配音如一門藝術，配音員得配合情節、演員而調整其之聲調，那時周星馳都是同一個配音員的聲音，因為他會模仿周星馳招牌式的笑聲，乾咳式的哈哈哈哈，此配音員還用其偽周星馳的笑聲拍過賣藥廣告。

在波蘭，所謂的配音，便是一個徘徊在電影從頭到尾的男人聲音，不論演員是男是女、汽車如何的爆炸、血光刀光如何飛濺，此男聲總是以其沈穩並機械性的聲音說著：“別動，警察“、“我一直深愛著你“、“保護總統“等。

在我望著窗外時，我想著與這樣的電影配音成長會凝視著什麼樣的世界，是否在波蘭人們看著外國人時心中都有著一個有著沈穩並機械性聲音的大叔在旁翻譯著所有的話語？又如同當我在英國時、總是希望眼前的世界下方會有一排翻譯字幕，並用“魔鬼xx“、“終極xx“、“絕地xx“解釋著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事物？

在那天晚上六個小時之後，我離開了波蘭，又回到了倫敦，從純粹的荒謬，移動到我已習以為常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