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rother

(我家附近的雜貨店老闆（俗稱阿差店）)

剛到達英國的我，生活是一件充滿恐懼與榮耀的事。

在倫敦城的生活，便是一段掙扎如何“像人一樣說話“的奮鬥史。語言，決定了你如何解決一天諸多大小事情如同買咖啡、買早點、吃飯、打電話預約、交房租、接網路等，同樣的，語言也決定了權力高下，當你無法正常說話的同時，你的行為便開始笨拙、講話開始吞吞吐吐、手開始不自禁的搔頭、並露出約略愚蠢樣。

我發現語言的重要性，語言、話語，決定了一個人，口腔決定了你的存在本身，當你說著愚笨英語、掙扎地嘗試以半台式口音說話的同時，愚笨英語由口腔而出、成為空間中的固體存在物，決定了你的身分、定義了你的存在：你愚笨的非人存在。

而人們開始將你以非人看待。

如果說New Cross是一食物鏈，食物鏈頂層與中層有操北方腔的標準英國勞工階級、東倫敦腔的青少年幫派、公車上總是用包包揮打你的牙買加媽媽、時尚流行的英國本地大學生，底層則是廣大的外籍學生，這些人多來自東亞地區，矮小、沈默、與畏縮，這些人用零碎的英語與母語拼湊著自己的生活、操著非人的口音，這群人常遭當地人搶劫，第一是因為他們口袋裡有不少現金，第二是因為就算他們事後進警局報案，因為語言能力不好總是不能詳盡地描述歹徒。

同樣的，這樣的生活也充滿了榮耀。

我開始為能夠解決生活各種小事而感到振奮：能夠順利地點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而不被屈辱，一個外國人就能成為一個能點咖啡的本地人，也因此，每天的細小事物總是讓內心中充滿了喜悅。

在英國，我又回到了兒童時期，以戰勝各日常瑣事為樂。

這是旅程的第一章，第一幕。

第一幕佈景為桃園中正機場、2009年，馬英九剛上任中華民國總統，燠熱的台灣五月天。

我站在乳白色的機場大廳之中，乳白色的塑膠椅之上等待著起飛，

家裡相本裡，有張我叔叔年輕時前往美國留學的照片，時間在八零年代初，在出境大門前，父親留著大旁分頭、黑色粗框眼鏡，大蓬頭與連身佯裝的母親抱著那時仍是一名嬰兒的我。很奇怪的是，二十五年之後，台灣經歷一連串的黨外運動、解嚴開放、阿扁、與馬英九的王子中興；桃園機場第一航廈，仍綻放著八零年代的氣味。

那時站在大廳的我，眼前是出境區，台灣國境之外是一片未知的未來，轉回頭是我的父母，我父親仍留著大旁分頭跟粗框眼鏡，我母親剪去了當年的長髮，筆直的瀏海斜貼在額頭上。他們的身後是我在台灣的二十六年的生活，快樂的生活、悲傷的生活、焦慮的生活，但是似乎時間被抽象地凝聚在眼前的畫面之中。

那時我媽對機場大廳上端午節的裝置充滿興趣，研究著保麗龍作的龍舟，我父親在書店前看著雜誌，我在大理石地板上冷汗直流，身上行李的重量讓我喘不過氣來：那時的我不太知道這個時間點代表了什麼，我不知道之後的每天，我總是仔細想著那天，那旅程的第一章第一幕，我不知道之後我的每一段人生都將回朔到同一時間定格中，並且嘗試給與解釋。

那時的我，仍不知道家的概念，永遠是相對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時空中，投射出不同的家的概念—一個自我的緣起、對於”我”的定義。

之後許多年的許多時間點，我有著各種不同的家的定義，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時區，我投射出各種不同的自我形象，與我來自於何方、我為何人等問題。

但相同的，2009年五月的那個燠熱下午、那個出發點、那個八零年代的機場大廳，形塑了我對於家的概念；也可以說，某種程度上，那個出發點便是我的”家”。

我人生絕大部分子日子活在人口稠密的台北市，那在裡人類彼此壓縮在狹小空間之內，呼吸彼此的喘氣。

台北經常下雨，師大路公園的草坪永遠有溼滑的質感，你褲子上總是有個濕淋淋的屁股印子。

在下雨天的星期五晚上，我總是穿過滿是水的巷子，打開咖啡店的門的時候眼前看到的是，在世界末日的盡頭般各自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彼此取暖的人影，角落裡塞滿了已經看過、還沒看過、似曾相似的人們。

但是在這濕漉漉並且擁擠的城市當中，我總是孤獨地感到發慌，在永遠無法躲開人群的狹小巷弄中，在人群裡、你再也無法證實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擁有一樣的長相、一樣的穿著、一樣的時尚、一樣的生活模式，這樣的自己，終究不過是這國家裡橫行各地的青少年大軍的一員，此種想法總是讓我感到從內心而起讓人發狂的孤獨感，

同樣的，我身邊的朋友最常掛在嘴上的字眼，一是孤獨、二是虛無、三是絕望。

週五晚，凌晨的灰白光線在和平東路一帶徘徊，朋友們從地社如地窖般黑暗中爬出，坐在滿是狗屎的師大公園草皮之上，孤獨虛無與絕望這三個字在這群年輕人嘴巴裡環繞著，說著。

在我離開台北的最後一天晚上，我跟大貓坐在師大路公園石階上，我沒有精力吐出什麼臨別箴言，我們只是喝著沒氣的台灣啤酒，無味、像尿。

也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不僅覺得孤獨，也覺得生活之無意義與空虛，似乎一切事情只不過是包著保鮮膜的冷凍商品，在那塑膠表皮之下，什麼也沒有。

我十幾歲時逢人便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我希望我可以只活到二十九歲“
如果人生的盡頭是二十九的話，那麼將在一個永保新鮮、永不老化永恆狀態，而我將跟所有的搖滾樂手一樣，我將是冷凍食品。
現在的我，發現冷凍食品乾扁、平面、缺乏營養。我希望成為生鮮，而有腐敗的一天。
二十九歲之前的人生只是家家酒，做愛的前戲只到脫褲階段，
真正的戰爭在三十歲、四十歲。
目前的我希望能活多久就多久，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我能活到七十歲、八十歲、一百歲。
我希望活到一百零一歲，我希望能目睹二十二世紀，當人們坐在飛船上時空旅行、而人類將被商業帝國控制、科技與電腦人全面屠宰人類的場景。

我離開台灣時二十六歲，直到目前邁入二十九歲。
昨日，A跟我說，二十九歲啊！
二十九歲如同某種人生的地標一般，卡在二十的尾端，頭髮從陰道之間露出一些，你眼前看到的是一片白光。
俗云二十九歲倒大楣，但也許我想只是因為二十歲時人生總是太幸運。
二十九歲，大概是一個年紀你不再以黑色與白色觀看這個世界，你不是獨一無二的個體，超然於體制之外，
反之，你某種程度上得承認自己處於共犯結構當中，不論你願不願意。
同之，二十九歲是一個年紀你不再相信多少程度下才能稱作反叛，
而重要的是多少程度下才能稱作“真誠“。

所謂的真誠不是超級市場買菜、嘴巴說說，而是了解人生充斥了許多的矛盾，如陰跟陽一樣地吊詭存在，
所謂的真誠，便是你得真誠地看待自己的矛盾存在。
在我二十九歲的年紀，我發現跨過二十歲的塗鴉歲月，
真正犧牲奉獻的不是我自己，而吊詭的，是家中的老父老母，是身邊的人、是眾朋友。
但當時的我沒有多少的意識，而你還是可以如希臘神話裡面的那魯西司一般觀看自己的倒影存在。
二十九歲之後，大概就是那個自身倒影的消退，眼前你看到的是一片吊詭的銀河的時刻。
而在這之後，就得永遠在吊詭性當中摸索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