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拿破崙與希特勒皆犯了歷史的錯誤，在當他們的士兵在俄羅斯大地上冰凍的時刻皆未想到與大英帝國合作。
而英國的女性以用迷你裙抵擋寒風著名。
＊
每年寒冬New Cross的奇景是看到一長排著短裙、短褲、跟小洋裝的clubber在舞廳排隊，
在冰雪上面，我看到的是銀色的毛在冷白的皮膚上，
身體會酒醉、打嗝、放屁、拉屎、他們吵鬧、相互毆打、與嘔吐，很奇妙的是就是沒有任何寒冷的跡象，
而於是我越來越不了解這裡的舞廳文化在哪個歷史的時間點而成為某種練丹功。
到了夏天，你看到還是同樣的一群人，穿著同樣的衣服出現，於週末半夜在New Cross Road上面排隊，
他們用身體抵抗了地球的運轉、南北回歸線的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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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想，時尚產業必定由一群陰謀家所操縱，真正的革命份子，
他們想要經由時裝，將所有的英國女性凍死的冰天雪地當中，
而英國的男性，將死於自相殘殺、或是溺死於自己的嘔吐物當中，
但是這些陰謀家卻沒有想到clubber才是真正的慾望機器，慾望具有無限產能、無條件的製造無止盡熱能，
而慾望機器就是社會真實，在這真實下面人不會死，
就算陰毛顫動在零下十度的低溫當中，仍能永身不朽。
（廣場上聚集著從各省鄉村來的旅行團）
才隔了四個月，我又站在廣場上。
冬天的北京把每個事物都變成灰色的，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地板、灰色的房子，人的臉也是灰色的。
天邊灰塵多，我滿嘴都是沙。
我想這是大家都滿嘴痰的原因吧，不時都得呸、呸、呸個不停。
在其他地方，髒污藏在心裡，在這裡，髒污在嘴裡。
我站在這裡滿心也是滿嘴的髒污。
在我跟Ａ進廣場之前得經過安檢區，檢查員看著Ａ對另一個人說：這是外賓。
於是Ａ很快地過了檢查哨，
我在檢查哨的另一端發現這裡的國家安全的敵人是自己人，而不是外國人。而外國人他們叫外賓，本地人大概就簡稱為土流氓、傻B、農民等等。我想著那我又該被稱作什麼？是否有人會指著我說這是內賓而讓我輕鬆通過安檢？
三天之後，我在地鐵站前因為背包裡有噴漆罐而被攔下，這件事情證明了內賓這詞並不存在於世界上。
在歐洲，中國人屢屢被視為罪犯，每每在機場被搜身逮捕遣送等等。
但沒想到在中國，中國人還是被視為罪犯，不僅在機場，在各處都可能被逮捕搜身，
這件事情表示了全世界的華人不僅壞，還是徹頭徹尾的一幫惡棍。
＊
廣場上跟上次一樣，有兩個超大頻銀幕，長達數公尺，橫跨在廣場中央，銀幕跟著春節特別節目放著神州大陸的美好山水。
很奇怪的是，在這個灰色城市中看著高彩度的超大銀幕。
超彩度的山水、水的倒影有中古世紀城樓。
我突然覺得銀幕內的世界比銀幕外的世界真實得多。
在倫敦西斯洛機場，你得穿過各個安檢關卡，海關對待你像是罪犯，你身上的一切皆為可疑。
在你拿行李時，狼犬在你身邊四處聞嗅。
人們稱這為警察國家。
在北京首都機場，我驚訝的發現我仍被當罪犯看待，我仍得穿過重重的關卡，關卡前仍感到全身赤裸得發抖，官員們觀察你如同觀察犯人。
你發現你身上的一切皆為可疑，連氣味都可疑。
當你搭乘交通工具、進入各種公共場所，你無時無刻的被監視，警察站在各處，你看到全副武裝的特種部隊，帶著面罩聊著天。
人們也稱這為警察國家。
雖上列皆廣稱為警察國家，皆在進行一場戰爭，但是這其中仍有決定性的不同：在倫敦，敵人很明顯，各個關卡對付的人是誰、何為恐怖份子、非法移民相當清晰可見。
台灣的軍隊，也在進行一場戰爭，其敵人就是軍隊自己，因為所有的阿兵哥具有絕對的顛覆潛力，他們可以隨意地嫖妓、飆車、打架或是自殺，這些人如同野獸一般必須被操之以忙碌，以毫無意義的事情填補各閒置時間，以免發生危險、並維持社會/國家安定。
但是，在北京，一個人卻會陷入疑惑當中，敵人消失在舞台布幕之後，你永遠也無法了解究竟敵人是誰，這些散彈槍、特種部隊、坦克停置於路邊如同好萊塢電影佈景，一片肅殺之氣下如仔細觀察，警察們卻像是無趣的笑話一樣，無聊地摳著腳趾、抽煙聊天、打牌，這是一個沒有敵人的戰爭。
而因此，在北京，所有人都是罪犯、所有人也都是敵人，所有的事物味道皆可疑。
簽證呢？
在深圳與香港邊界，中國官員問我。
簽證？什麼簽證？我不是中國人嗎？ 我也這樣問海關。
那天，我在中國與香港的交接口被卡住，我站在海關前感到全身赤裸，官員一個一個上前檢查我的護照，我的護照，像是明代的陶瓷、唐代的馬座。
那天下午，中國官員將我趕回香港。 我轉頭，迎著一波又一波湧向中國的旅客，默默地走回香港區。 在香港邊，警衛緊張地攔住我，他這輩子沒看過這樣大落落闖關的非法移民。
“我以為我是中國人，但是他們跟我說我還是需要簽證。“我這樣跟警衛解釋。 我再往前移動了十公尺，又被移民官攔住，我得重新解釋。 一路上，各個警衛跟我招著手，我在走廊的四處停靠、解釋。我像一臺倫敦永不準時的雙層巴士，發著電腦聲音、緩慢、被官僚系統壓得喘不過氣。
我進入香港、被帶進一小房間內，他們重新掏出我的行李一一檢查，我的物件、我的衣物、我的記憶、我的私生活。 從一個小房間我被帶到另一個辦公室，法律上我已經出境，但事實上我站在香港的土地，我的個體性代表了主權國家之吊詭性，他們得取消我的出境章。
我站在櫃台前，陷入無止盡的等待，人們進入房間又出來，對我東瞧西看又離開，最後我拿回護照、出了辦公室，從小門中穿出之後，加入湧入香港的觀光客行列，踏著香港國境。
那天下午，匆忙地從香港市區趕往深圳的我，重新坐著車回到了香港，香江流在大橋下、高樓、瘋狂購物中心、天橋，我重新站在九龍的巴士站，巴士站小姐在重新看到我時展現出一臉驚訝，
“嗨“，我說。
歷史如同大輪，一切的東西都在重演。
為了中國簽證，我從九龍趕往香港機場，高速列車在山間奔馳，夕陽讓我滿眼通紅。
在香港機場，我拿到簽證之後那時已經是半夜，我坐困在機場裡，到處都是刺眼光亮，現代性的潔淨、更多的旅客。
那晚我自暴自棄地掏出所有的旅費，住進機場旁邊的五星級飯店。 我坐在空無一人的游泳池邊，看著機場的飛機起落，在兒童戲水區漂浮一陣子之後便感到百般無聊，游泳池旁是個健身房，我在健身房裡瘋狂跑步，並坐在蒸汽房裡滿身大汗地看著紅色的燈光發呆。
晚上在大床上看著電視，革命正在從埃及轉移到利比亞，這時人們不再只是抗議，而是真槍實彈，人類的世界將再刺目睹再次的歷史時刻，這時窗外的飛機仍起起落落，我想著眼前的飛機，將在幾個小時之後降落在自己想像力永遠也無法企及的地方。全球化之後世界仍是如此龐雜、永遠也無法理解。
當時的我感到無法忍受的飢餓，於是打了電話叫了歐陸早餐，將土司泡在柳橙汁當中，在床上狼吞虎厭了起來。
大兄弟、大他者，與大社會—菩薩娘娘教我的塗鴉藝術
Bbrother, Big Other and the Big Society —graffiti the lord taught us
Rat’s Cave By Start From Zero
香港上環太平山街18A-B 地下G/F, 18A-B Tai Ping Shan Street Sheung Wan, Hong Kong
英國有一種肥料叫做“喵喵“，喵喵之所以叫做喵喵是因為其長相如同貓屎。
通常的時候，人將喵喵撒在花園裡益助植物生長並防範金龜蟲等等的有害昆蟲生長。
喵喵有其他種作用是你可以去有機商店買來一大筒，每次拿一小撮包著衛生紙吃下去。
其作用如同沒有幻覺之迷幻藥，除了極其亢奮的胃痛之外，還會有咬牙齒眼睛亂轉的標準症狀。
那天晚上我如同一顆波菜，生長與枯萎。
那天早上七點，我走過New Cross Rd，英國早上一如往常的沮喪，路上除了嘔吐物、垃圾、炸魚殘骸之外什麼人影也沒看到。
鳥在天空中鳴叫著，我不了解鳥怎麼能在如此沮喪的灰色天空鳴叫。而喵喵仍在我的肚子裡，我感到絞痛不已，眼睛無法對焦，眼前一片模糊，嘴巴內側如棉絮般有種繁繁雜雜的感覺，看著玻璃櫥窗前自己的映照，突然有種汙穢之感。
我想起楊德昌的“一一“，長達三個小時的片子裡快結束的某個片斷，吳念真跟他老婆說，“這段時間，我有機會過了一段年少時期的生活，我以為一切都會不同，但是我發現一切的事情還是一樣，人生的結局還是如此，如果叫我再過一次，我想還是不要。“
＊
如果說侯孝賢的台灣鄉下人影像具體化的話，那麼楊德昌對我來說就是台北人的影像具體化。
作為一個鄉下人，侯孝賢的電影活在在城鄉差距（戀戀風塵）、二二八的情結（悲情城市）當中。
而楊德昌則總是活在美日情結中，美國與日本如同無形的大他者，永遠在鏡頭的深處操控著移動行走的角色，做廣告的吳念真（一一）、打棒球的侯孝賢（青梅竹馬），或是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被困在日本房子的外省家庭。
楊德昌與侯孝賢皆為伊底帕斯，一樣的被心結所困擾，但似乎這樣的心結某種程度上也與我腦海裡的台灣記憶結合在一起。
而蔡明亮討人厭的地方是，他的情結只是單純的天真、抽象的情結，如果不是在講東西方的時間差（你那邊幾點）、不然就是人在都市生活內被異化（青少年挪吒、愛情萬歲）、最後又會到父子情節、戀父弒母（河流、黑眼圈）等等。
蔡明亮電影，有很深刻的欺騙感。當我在看青少年挪吒時，感覺比較像是自己身處的青少年時期變成文化元素被一個馬來西亞人惡搞。
而當蔡明亮說台灣人沒人了解他而只有歐洲人了解他時，他卻忘記了一件事，
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把他當人一般地嘗試了解他，所以永遠無法了解。
而之所以歐洲人了解他，是因為歐洲人根本沒打算理解，對他們來說，蔡明亮與台灣電影只是個抽象概念，一種異國風情。
所以蔡明亮並不存在，他的存在是一個非人的、怪物般的存在，如大金剛、深水怪物一樣。
而也許就因為蔡明亮本身就是一個非人的抽象存在，所以也只能以抽象的方式了解，所以我猜歐洲人的抽象的不理解反倒真正的理解了蔡明亮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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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不相信吳念真所講的那段話，如果重新能過一段少年生活的話，我又將回到九零年代的台北，那時阿扁還沒貪污、捷運才剛建好、公娼運動、同志運動、康樂里土地抗爭，而一切將不一樣、天空將不同、呼吸的空氣也將不同！
如果要問我為什麼的話，第一是因為我相信我很幸運，能逃離命運的魔掌，第二是因為二十一世紀遜斃了，二十世紀有真正的納粹、真正的帝國主義、真正的種族衝突、真正的左右翼運動，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一切都是四不像，一切都是經濟問題。
在我看著汙穢玻璃窗的自我倒影的同時，我想著自己青少年時的生活，我想，如果我重新渡過那時的青春，也許會以更汙穢的方式存在著吧。
而當初的我，也做了很多現在的我所無法理解的事情。
於是我想，也許人類大概永遠無法了解彼此吧，所以每個人都是以抽象的方式存在著。
＊
喵喵在2010年經由英國政府宣佈為違法藥物，但在歐洲大部份的國家仍是合法的植物灌溉有機肥料。
我跟Ａ說，今年夏天在柏林我因移民問題被警方逮捕，而我只是一個觀光客。
我說那天我走在火車站的大廳，突然兩個警察把我攔住，柏林的警察看起來像是納粹警備總部的特攻隊，
壯得似乎能抵擋後冷戰的核彈襲擊。
他們說，這個地區是警方的管制區域、我們負責管理受管制的人口流動、因為安全理由，我們必須看你的護照。
我給他們我的Goldsmiths學生證，警察說，這種證件我隨便用電腦就可以做出來。
我說，你的制服我隨便去租也可以租得到。於是激怒了兩個警察。
之後的十分鐘我們在火車站大廳展開激辯，我堅持我沒有證件而身為一個觀光客除了攜帶鈔票之外沒有攜帶任何紙張的義務，他們堅持所有的外國人有義務必須攜帶證件，一旦沒有攜帶便是違法，既然違法就是“違法的外國人“而在納粹國家裡小子你犯了大錯了。最後警察說，現在你有兩個選擇，一個是你自己出於自由意願跟我們到警察局，或是我們被迫必須以武力將你帶回。
後來我被以武力帶到警察局去。一路上兩個如坦克一般的警察一人架著一邊，我在幾乎兩腳懸空的狀態中飛翔。
在我跟Ａ說這件事情時，實際發生的並沒有語言敘述中的那麼有種與慷慨激揚，這段言敘中將數段個人真情懇求嘗試脫身、胡編藉口失敗的過程。
我跟Ａ說，在警察局裡我感受到一種系統性的屈辱，這種屈辱如同是一個塞到面前的鏡子，在鏡子裡映照出一個自己不想面對的自我：我不是一個個體、我屬於人類學、人口統計的一個種類、數字。
我發現自己進到一個建築，裡面全都是移民，黑人、穆斯林、華人，之所以我知道都是移民，是因為你可以一眼看出。
我又跟Ａ說，這是一種系統性、國家機器的種族歧視，身體外觀成為無法磨滅的標記，視覺是一社會控制，被觀看的同時也是被理解、被統計、被控制、被歸類。
於是我想，也許種族主義的最大問題來自於人們總是忽略其的真實層面，種族主義是個問題是因為其過度的真實，種族主義的真實與人類千年來的奴隸記憶與直覺反應連結於一起，種族主義真實地讓人忘掉個人主義的虛構性。
也許面對種族主義的方法，是去面對其的真實性，面對實際上我們的文化、語言結構本身便建立在種族主義之上，而我們每人都是種族主義者。
我跟Ａ說，這些你能夠理解嗎？
Ａ說，她幾年前在紐約看過真正的悲慘生活，她看過人們倒在街上真正的瀕臨死亡，而吊詭的是這不是非洲、伊拉克而在紐約，人們說的世界之都市。她說，她曾經不小心走到黑人區，在那步行的二十分鐘她真正的感受生命危險，人們圍繞著獨自行走的白人女子不斷地說著摸我老二吧寶貝等等之類的話語，而在美國你不知道哪個人外套裡放了一把槍。
Ａ說她感受的憤怒同時又帶有歉疚感，她的歐洲教育跟基督教精神在還是胚胎的狀態就已經注入腦髓。
她必須對一切的事情感到歉疚，那時她在紐約所感受到的生命威脅的同時，也是一種隱藏性的罪惡感。她感受世界的某一部份苦難跟自己的膚色有關。
Ａ說，這些你也能夠理解嗎？
在與Ａ談話的同時我理解到所謂語言的限度，語言能傳達訊息、知識，但是無法傳達生活本身。生活龐雜無章，生活本身參雜了無數的事物，這些事物獨自存在而不具意義，而語言總是有找出一脈絡、原因的傾向，於是造成生活本身之無法傳達，永遠的錯誤理解。
但是語言本身沒錯，只是人總是把無法溝通的責任歸諸於語言身上。
我與Ａ說，我無法理解，只能嘗試理解。人永遠也無法理解他者之生活，就算有一天真的有一種機器可以將人腦平行傳輸，真正的問題便會來自人類無法承受理解他者生活的責任。
而我只能嘗試理解。嘗試代表了表面性的共同承擔、代表了對於不可能的希望可能。而也許真正重要的，只是嘗試理解、與拒絕理解之間的差別。
那天我跟A在Tesco的七號走道上，前後被學生擠得水洩不通，
實際上路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只是遠遠地看到幾張牌子、一些呼聲、一些鼓掌聲，
後來保全湧上請我們離開，我們被推擠地離開了超級市場，
路人仍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了什麼事，只是遠遠地看到幾張牌子、一些呼聲、一些鼓掌聲。
在超級市場門口，主導學生拍拍我的肩膀說：“很酷，謝謝大家。“
＊
A說，所謂的文化行動、社會介入、文化干擾，像是打一場永遠會勝利的戰爭，
這勝利在你進入超級市場的瞬間就已經決定，活動不順暢你勝利、與大眾隔絕你也可以勝利，活動時間短你也勝利、被趕走你還是勝利。
所謂的文化干擾便是技巧性地躲過傳統社運的所有價值評判標準、你成為無標準、而因此勝利。
而最後，絕大部份的人還是在經過剪輯的影像上觀看整個事件，而因此又擔保了活動的雙重勝利性。
最後你當然可以理所當然地拍拍肩膀說：“很酷，謝謝大家“了。
因為保守黨政府大砍地方預算的關係，Goldsmiths學生與地方工會聯合抗議地方中小學、社福預算的刪減。
二十九號晚上七點，我與A在Lewisham Town Hall門口參加學生與地方工會聯合的遊行，人們從New Cross一路走向Lewisham，馬路邊不時有車輛按喇叭以示支持，人們聽到喇叭聲便以歡呼回應。
Town Hall前面幾個社區學校老師、學生組織者發表演講，人群在每個話尾以歡呼與口號作為回應，頭一個小時我與Ａ在寒天中連續喊著口號，無聊死警方也無聊死自己，同時隊伍前方幾人正在跟警方起小口角，一切都在一種平和並沈靜的狀態當中。
我與Ａ在第二個小時打算收拾東西回家。
在所有人窮極無聊的片 刻，隊伍前方小口角演發成大口角，大口角演發成暴動，而整個遊行場合莫名奇妙的進入大混戰當中。抗議人群嘗試衝入大樓，上百人在彼此呼叫鼓舞之下往大門口湧去，同時間廣場四方衝進大量警察，每個警察手持防暴盾牌排成人牆，從抗議隊伍後方衝來，將所有人群架開並且加以毆打。
在混亂之中，隊伍後方不知道誰往Town Hall投擲了煙霧彈，於是所有人陷入紅色煙霧當中。
後來我到今天終於知道為何八零年代倫敦總是充滿暴動，倫敦人喜愛暴動因為大都會警察熱愛暴力，暴動不是暴民而是警察所塑造的都市超暴力消遣娛樂。
倫敦警察長得像受過武術訓練的猩猩，他們會在隊伍前挑釁你，在你忍不住揮拳時便用防暴盾牌毆打你的頭部、手肘、與肩膀，他們會把你推到角落，在你落單之後繼續毆打你。
人群被迫退出Town Hall大門之後，在大樓周圍呼喊著”worker united, never been defeated”的口號。幾個人在混亂中搶了警察手上的防暴盾牌，正對著空手而手足無措的警察笑著。
我與Ａ在第一波衝突過後沒多久便準備離開，在我們回家的路上，Town Hall四周的馬路上又湧進了更多的警察，與更多的防暴盾牌，市府還叫來了防暴車在四周待命。
我們在回家的巴士上看到一整隊的防暴警察，騎著馬開向Lewisham Town Hall。
Ａ說，我們住在一個瘋狂的城市，內戰一觸及發，在這城市裡人們剝削老人、移民、跟傷殘人士以拯救經濟危機，這裡的人不想弄髒自己的手便投票給支持資本家的右翼政府，這政府則用動物對付人類。
我生命中的第一次嫖妓經驗是在我當兵的時候。
記憶中我坐在床上笑著問她叫什麼名字而她說她叫“蝴蝶“，如俗爛的言情小說一般的名字。
那時的旅館裡燈光昏暗，你看不清楚蝴蝶的長相與任何臉部表情，蝴蝶以一純粹肉體的方式存在。
以經典馬克斯的觀點來說，娼妓是後資本主義時代唯一逃脫異化邏輯的生產列，她們的身體就是商品，價值以勞動時間計算，她們不須轉譯、不須與金錢恆等，因為她們的身體、每一吋器官的蠕動就是商品世界公民的一份子。
那時當兵的我處在極端的苦悶狀態下，拒絕一切的性嬉戲而決定嚴肅確實的進入正題，記憶中當龜頭前端碰觸另一個肉體時的黏膩感有決定性的生命震撼。我記起性在青少年歲月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想到小時後常去書局裡跟老闆要所謂的”小本的”，在廁所翻閱著內心所存留的苦澀味道。同時我記起每個性苦悶的打手槍：性慾之勃發而性愛之難求，而人只能追求影像再現的填補現實。
而當兵的那晚具有真實的震撼力，我認識了肉體之廉價，毫無高尚可言，肉體會輕易地發臭、流膿、腐爛。而你可以輕易地掏出錢，進入高雄的廉價旅館，在發黃的床單上成為一臺性機器。
記憶中那時的我在前後推動時內心中對蝴蝶呼喊著：
三千塊就把你賣掉了？你這婊子！
三千塊就把你賣掉了？你這婊子！
三千塊！
三千？你這婊子！
但嘴巴乾涸發不出聲音，只有嗯哈哈的氣喘聲。
後來我發現，嫖妓也不過是性愛的再現，一種逼真的性愛模擬，蝴蝶的表情是假的、叫聲是假的、就連體液也是事前抹上的人工合成潤滑液。但是同時嫖妓又挑戰了性愛的真實，因為在每個性愛場合上表情、聲音都是在表演與真實生理反應的之間，而人類的當代生活大量依賴人工食物、合成飲料之下，上所有的體液、口水、汗水、尿液都與人工合成潤滑液差別不大。
馬克斯說守財奴也許是瘋狂的資本家，但是資本家絕對是理性的守財奴。
在一切結束後蝴蝶以很快的速度拉下保險套，塑膠聲音叭的一聲在空氣中作響，她以驚人的準確而快速地清潔完身體而拉上門走了。我自己在半透明塑膠殼內獨自洗澡時有一塊黑洞般的空隙將所有思考都吸了進去，延續人類嫖妓千年歷史的廉價肉體傳統，蝴蝶剛完成了一場交易、C-M-C、準確、制式化、並快速，而在無法體會此絕對理性的肉體的我，發現真正被背叛的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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