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rother

(此文章發表於表演藝術雜誌三月號)

塗鴉圈內有一名詞叫做throw-up（嘔吐），指使用簡單一層顏色加上邊線的塗鴉，如其名，throw-up沒有美學與文化上的意義，因其快速製作與大量複製，比一般簽名來得顯眼、其大尺幅更難以清理，純粹作一都市的佔領效果，製造出一片嘔吐的地景。

塗鴉作為當代文化現象，均信其來自於紐約，第一個大眾化的塗鴉客叫做Demetraki，職業是送貨員，當他在市內到處穿梭遞送文件時，出於生活的憤怒或無奈便順手在每處寫下TAKI 183 ，幾年下來 此簽名便出現在紐約市每處。紐約時報以此為題報導此新興的現象，而TAKI 183成了另類精神指標，引導了一個世代的青少年，以簽名的方式佔領都市 。而之後，從一開始的簽名，塗鴉開始從字體、尺寸、顏色上演化，塗鴉名詞如，top-to-bottom指將火車車廂整台塗滿、wildstyle不僅結合顏色變化並具有立體效果的複雜字體。不僅是街頭，紐約地鐵因為如移動式廣告般將個人名字傳播出去成為首要標地，塗鴉目的也開始分歧，利用模板，更複雜的圖像可以在更短的時間複製於牆上，藝術性、政治性的塗鴉加入行列。但是相同的，塗鴉客的個人式帝國主義，其將整個城市塗滿的追求，對於被看見的偏執，讓塗鴉跟隨資訊傳播、觀光、與美國化，來到世界各地。

康樂里

我生長在台北，在九零年代的記憶中是個充滿工地的灰塵城市，那時，每日都會走過正在興建捷運高軌的和平東路，看著路中間一尊又一尊的高架橋墩鋼筋如熱帶叢林般透露在橋墩頂端，我媽跟我說，很多年以後，高架橋上面會有一班又一班的捷運，在頭頂奔馳，連接都市人的悲慘生活。

我也常經過林森北路，在車窗內常看到鐵皮寮上面掛的布條，像無法呼吸的幜鋰旗在車流飄揚著。那時我不知道這是康樂里，九零年代初的大規模的土地抗爭運動。也是第一次，我看到滿地的塗鴉。為抗議市政府的粗暴驅離，康樂里的居民用噴漆寫下各種標語，憤怒字句從人行道一直延伸到工地鐵皮。後來，我才知道小蜜蜂這個名詞。

小蜜蜂特攻隊跟隨著九零年代的抗爭，在台北市內四處遊走。九零年反軍人干政遊行，學生反對郝柏村組閣與媒體打壓，於是組成小蜜蜂特攻隊，把中正紀念堂週邊的建築物噴上「反軍人干政」、「反郝」。之後行動延續前往華視、聯合報噴漆抗議，遭華視控告起訴。 是為小蜜蜂案。

而現在，康樂里是一片公園綠地，大學時常謠傳藥頭常躲在公園內的某樹叢之中、在手電筒的暗號之下上前交易。

鴉王之道

當被號稱為塗鴉之父呂學淵在台北AIT製作了巨大的反戰壁畫、並被認為是台北市塗鴉開端時，高中的我記憶的卻是另一個景象：我總是在變電箱上看到用簡單線條勾出的三角形側臉：簡單，卻有吸引力，如同在描述一你永遠無法得知的事件。在市民大道上面數著這些奇怪的圖像，無法理解這些圖像的來由與原因、跟目的，他們就只是純粹而大量的存在。這些圖像來自一叫阿輝的香港人，當時在西門町經營二手店，業餘閒暇便在街上四處作畫。2002年，導演林育賢以阿輝為主角，拍了一部台灣首支以塗鴨為主題的紀錄短片鴉王之道。

南台灣塗鴉客

大概同個時期，另一個無解景象也在街頭上浮現：在高架橋邊我總是發現一排又一排用麥克筆以潦草字跡寫下的詩句，充斥奇異名詞如美國帝國、戰爭陰謀、地球毀滅等，無文法，無邏輯的方式編排，隱約可以猜測作者批判當代文明的企圖與用心。之後，地方新聞刊登了一則消息，某黃姓男子穿著斗笠攜帶奇異筆於高雄落網，經偵訊後發現此人的街頭書寫十年多歷史，警方克以罰金之後釋回，被媒體冠上南台灣塗鴉客雅名，目前，此塗鴉客仍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書寫著。

EM

2005年，在我大學畢業那年正剛開始塗鴉，常在父母熟睡時打開鐵門展開私人歷險記，在很多夜晚我騎著摩托車目睹台北市的街頭日漸的變化，原本聚集在西門町的塗鴉，越過愛國西路往南邊的老城區擴展。東區成為新塗鴉景點，塞滿了過度競爭的巷弄。而台北市南區仍是一個處女地，平靜的社區裡有平整老舊的水泥牆，凌晨的公館是只有老榮民散步的都市綠洲。

同樣的，EM也常在這區出沒，她全年全身黑衣，騎腳踏車在一個又一個的巷口巡邏找尋地點。EM也是少數塗鴉的女性，也是一名”相信者“：在動物保護協會工作、素食主義者的她，塗鴉主題皆關於素食主義、反消費、環境保護、反戰。EM的塗鴉世界裡是相信與拒斥的個人掙扎，她相信政治信仰來自於生活的實踐，同樣的不可解的生活總是讓她沮喪挫敗。那幾年的日子裡，EM的塗鴉出現在公館從河堤邊一直延伸至台北縣一帶。

AMPM

2006年前後，同樣是塗鴉客的Dabs在西門町開了一家店叫作AMPM，以這家位於住宅區頂樓的小店為根據地，定期的舉辦各塗鴉展覽，成為塗鴉客聚集的地方。在好幾個小展覽的夜晚，我坐在他們充滿黑頭蚊子的小陽台，看著在黑夜中的人影，本地人、外國人、青少年、中年人，每個人來這裡因為相同的目的，但是卻帶有各自的自我詮釋。

那時來自舊金山的Chek常帶著大桶油漆與滾筒出現，數個晚上，他拿滾筒用好幾根杆子連接在數公尺高的建築上作畫，在路上不經意的抬頭，總是看到大樓上Chek這幾個巨大的字。Chek的塗鴉世界裡面，還保有某種的純粹性。在他從舊金山流轉至台灣的過程中，在每個到達的地方，Chek必定用麥克筆、噴漆、貼紙或是任何方式簽下自己的名字，這些名字有可能被看到或瞬間消失，但是在那不斷簽名的過程，生存大概就得到一點證明。

在郝龍斌當選市長時，很榮幸的其政見之一是整頓台北市內的塗鴉，台北在一片花博的氣氛當中，公館的廢墟被有計畫性的剷平，成為住宅區中凹下的突兀綠地，塗鴉則迅速的消失，只剩一塊塊白灰色塊，相較於河堤邊多出的塗鴉合法區，有公娼私娼寮之尖銳對比。吊詭的是，塗鴉不再如同十年前那樣的地下，塗鴉客也成為文化活動的常客：種種公部門辦的塗鴉藝術創意大賽、塗鴉創意博覽會，還有企業辦的塗鴉青年秀。似乎現在賣球鞋，除了跳舞女郎之外，還需要有個塗鴉客在大門上畫些東西。

CandyBird

兩年前，我在中華路邊遇到了Candybird，眼鏡與短褲看起來平實並且真誠。那時的他正在完成城中藝術區高達四公尺的壁畫，如同兒童繪畫般、他總是用粗黑線條勾勒人物，在水泥牆上無表情地操弄著莫名的機器，有時是截斷的身體，有時是截斷的字句、些微透露政治表達。Candybird的塗鴉世界裡是新世代的焦慮與茫然，在面對當代生活感受焦慮、但卻失去有效的政治語言，也許剩下的就只是無法被彼此解釋的呢喃自語，如同Candybird的人物、像是被丟在都市生活中不知該如何是好的驚慌。Candybird是近年值得注意的街頭景象之一。

2009年，我離開台灣，在飛機上我看著下方這熱帶島嶼：這裡的內縮又矛盾地熱愛著外面的世界，這裡的現代性如同食人：大口吞下外來文化，同時又激烈嘔吐，未消化的食物與胃液混淆成為混沌一片，嘔吐物創造出的文化風景，有時青黃不接，有時荒謬可笑，但絕大部份的時候是一片有趣的地景。有時候我常在想，七零年代的紐約是否如書中般，青少年在地鐵線上創造文化奇蹟？他們是不是也如我們一樣的混亂與讓人疑惑？那年的紐約，是否只是全世界嘔吐場景中想像出來的純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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