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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塗鴉戰爭、與後移植焦慮症

七零年代有一個圈內人的笑話，背景是在紐約市，當政府開始整頓市容、大量清理市內地下鐵塗鴉同時，一個塗鴉客寄了一封匿名信給FBI，威脅將把所有乾淨的車廂炸掉。在此封信在媒體大量渲染之後，一個所謂圈內人的玩笑於是成為公眾恐慌。此笑話是雙重的，對都市中產階級而言，其所彰顯的是當代生活的脆弱，都市生活永遠有一個陰暗而不為人知的角落，而人們為了這未知而歇斯底里。對於圈內人則是一個地下文化的反撲，不只是塗鴉作為一個地下文化偶爾出頭具有影響公眾的能力，同時在說塗鴉客對於自我的標示: 隱密性、匿名性、像病毒一般潛在都市生活當中。
塗鴉客的鏡像有兩種層面：一是外界敵視的反射，一是取鏡自戀的孤芳自賞。同時作為中產階級道德恐慌，成為媒體渲染的對象；跟塗鴉的非法性的浪漫想像。人家說淡水愚人碼頭很浪漫是因為晚上路燈都是黃色的，而浪漫真正的原因說出來其實頗為無趣。
此雙重的迷思，在報紙大量報導之下，塗鴉客的刻板形象被重複使用、形塑成都市的道德危機，第一是指責塗鴉作為滾雪球效應之下造成的道德敗壞，其邏輯建立在本人母親經常親口面提的：「只要抽煙便會開始磕藥，只要嗑藥便會開始偷竊，被抓進入監牢之後便會開始學習怎麼搶銀行」。
青少年作為一群不知道該怎麼使用自己賀爾蒙的族群，性衝動如不定時炸彈一般會在街上引爆，成為社會的他者，該被國家機器有效控管的族群。社會恐慌可以被政府轉化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環，九零年代阿扁作台北市市長時所發佈針對青少年的戒嚴令，禁止所有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在半夜遊蕩，其所依據的，便是一連串青少年犯罪所引起的恐慌。
塗鴉客繼承此一刻板印象，並且有意與無意地使用著它，可以成為自我標示，也可以轉譯而成為商品。
「身為台灣塗鴉先驅之一的 Reach，在這個中規中矩的社會規範之下，依然大膽的跳脫出世俗的框架，於1995年開始了他的塗鴉旅程。像是一個孤獨及神祕的夜行者，Reach 在萬物沈睡的時刻背起行囊重裝出發，停佇在尋覓以久的城牆畫布前盡情的揮舞手中的漆罐。在防毒面具背後充滿的是無限的熱情、對生活點滴的見解、對社會的吶喊以及對體制的挑戰。」
同樣的塗鴉客的刻板形象有另一面向，其非法性如同劇場一般，規劃了場景、角色、與劇情，角色、細節可以改變，但劇情的主軸則恆常；個體穿梭一個又一個陰暗的小巷，超脫社會的規範，孤獨、法外之徒，劇情中兩個類型的角色缺一不可：塗鴉客與其年少輕狂，與公權力、警察，中年並且肥胖，兩者同樣為男性，同樣的塑造一個陽具為中心的圖像。噴漆罐如同槍枝就像陽具，噴射的同時也是射擊；塗鴉永遠以戰爭作為隱喻，Style Wars、Street Bombing、Guerilla warfare，塗鴉客操演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假想戰爭，團體內軍事分工而有階層性，架構一權力結構。

塗鴉史

在塗鴉經過國際傳播路徑之下成為華人社會的一環，刻板印象結合當地脈絡成為潮流、某某達人、成為社會批判、違反儒家道德觀、成為商業、藝術體制收編的對象，筆者有此榮幸也恰好參與於其中，也成為塑造此一刻板印象的因跟果之一，而這篇文章作為重新思考過去塗鴉行動所帶來的效應，以及自我檢視的嘗試，在此回頭來談塗鴉史則至關重要。而檢驗的開頭必當以一般網路上所謂的塗鴉史為開端：首先必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塗鴉沒有歷史、塗鴉的歷史問題重重，所謂的塗鴉史，是由各種謠言與野傳奇所構成，而一一去評判其真實性已然不重要；
儘管如此，「塗鴨—由紐約黑人社區發展，結合嘻哈音樂—成為一個世界青少年的運動。」絕大部份的「塗鴨歷史」由此句為開頭，也大概是為可信的資訊之一。此句所標示的，是塗鴉作為邊緣的雙重意義，第一是階級的意涵，塗鴨作為勞工社群文化，與中產階級文化作區分；第二是塗鴨作為種族意涵，相對於白人勞工階級文化，作為少數移民社群的身分認同。接下來塗鴉傳播的路徑從紐約的東岸傳播至西岸，很快的在歐洲的倫敦被接納成為文化版圖的一塊，在歐陸的巴黎同時成為重鎮之一，塗鴉，很快地攻陷世界的殖民國首都，成為殖民地的甜蜜復仇。
到七零年代末馬丁路德金逝世已十週年、象徵暴力革命的黑豹黨大概近尾聲、與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帶來的經濟蕭條，都市如紐約在黑人社區被國家機器有計劃性的鎮壓的沮喪氣氛下—塗鴨，從地鐵開始，當塗鴉客在市內穿梭，以相同及重複的圖騰標示領域的擴展—地鐵，同時是影響絕大部份人都市生活的基本設施，也象徵一個系統；象徵性的佔領這個系統，對於地鐵塗鴉至關重要。
「我們正在運作這個系統!（We are running this system!）」一個地鐵塗鴉的口號是這麼寫的，在這時期上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性宣告。如同史普尼號行駛於天際象徵了核彈降臨至加州陽光之下，此宣告在象徵性的佔領、具有行駛或毀滅系統的能力。當政治現實之不可為，象徵性的毀壞系統—中產階級道德觀、種族歧視的司法體系、暴力的警察執法、勞工的剝削，成為另一種出路。同時，此文化同時也包含了自身的失敗—隱藏的性別歧視、重視非主流身分的展限、對於男性特質的著迷，在一再攬鏡自照的癡迷中，外界的社會現實被簡化而成為單純的—「圈外」。
雄性陽具的生殖場
女性主義中常被探討的是在男性凝視下女性如何形塑社會規範意義下的女人，同時塗鴉裡，女性的凝視也同時在形塑塗鴉中的男性特質。而如前文所述，塗鴉也是戰爭的隱喻，在突擊牆面的同時，也如同軍事的佔領，戰爭同時也是以性別作嚴格區分，戰爭需要一個同樣父權的敵人、父權的社會、男性為中心的執法體系。
戰爭要求一個父權的軍事組織：一旦進入這個圈圈，就是在玩一個比賽誰比較有種的遊戲，如塗鴉客越能符合一定的男性規範：冒險、膽識、能闖入半夜的地鐵站、能躲避警察的追趕等等，越能在團體內得到權力；戰爭同時要求的是追隨者：女性，音樂影片在描寫Snoop Dogg的乖張，暴虐，隨時準備與人火拼的同時，同樣重要的是主角總是被女性環繞，而女性，作為一個他者的他者，被塑造成打架贏了可以帶回家的奬品，在刻板印象中被弱化、被動化、成為一種奇觀。
也就是說，擁有圈內男性的尊重，同時也是擁有得到女性的權力。女性仰慕者的眼光，成為一個期許，一個檢查系統，隨時審查男性的行為是否夠反叛、夠有種、有資格成為合格的塗鴉客。
是塗鴉作為一個自我生產、自我複製的系統，作為社群黏合劑，以非法性為主軸，架構了一個非流社會的社群，但卻又依照主流社會同樣的邏輯，成為展現男性霸權的雄性陽具生殖場。塗鴉，以不斷重複模式塑造身分認同，一再鞏固圈內/圈外的邊界；在邊界內，有一整套的權力邏輯與分工—底端的把風，而最有老二的指揮、決定地點圖案等等。邊界外，在跟執法機關玩貓追老鼠、地盤的侵略、塗鴉的覆蓋等等，塗鴉團體之間保持在永久的競爭狀態中。在這裡女性塗鴉客是被排斥的，不單純是因為不符合男性、征服者形象，而是擁有相同技術、同樣能侵入地下鐵、爬圍籬的女性成為破除男性迷思的潛在性閹割恐懼。
塗鴉作為社交黏合劑，在於圈內/圈外的界限的鞏固，從這層意義來看，tag、扭曲的泡泡字儘管看似自由奔放、挑釁觀者的美學，同時卻遵循一套結構嚴謹、明確的規範，其不但是一種風格，也是一行「圈內人才能解讀」的密碼，因此地鐵塗鴉不但不是空間的解放與美學化，而是在符號學上將都市空間切割，劃分為圈內/圈外，圈內的人則擁有圈內人所不俱備的解讀權。
在塗鴉與嘻哈音樂，作為大西洋兩岸黑人社群的共通語言往全世界擴散，經由文化工業的生產之下移植的過程，原本在階級架構下的意涵消失，在亞洲成為中產階級小孩的新奇玩意，塗鴉成為一個自砸陣腳的行動：勞工階級文化被自己敵人收編、戰爭的結束、階級意識的閹割。塗鴉在大眾媒體上除了作為一創作形式，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生活模式。作為一個被認可的塗鴉客，不僅是如何畫得像塗鴉，更重要的是如何「活得像塗鴉？」在移植之後，必定面對的問題就是此文化生活面對在地文化脈絡的器官排斥現象，本土塗鴉客以處理此焦慮，「比黑人更黑」的扮裝渴望可塑造成更緊密強化的本土父權結構。

後移植焦慮症

在上一代阿哥哥與第一批搖滾樂唱片從第七艦隊帶到台灣之後，青年文化怎麼嗅都有一股被殖民的味道。此種後移植的焦慮，在台灣的塗鴉客身上就成為「塗鴉精神」的爭辯，誰具有真正塗鴉精神？誰是真正的塗鴉客？誰在做真正的塗鴉？一再地像幽魂一般迴繞在幾個塗鴉論壇中。而在要到真正給「塗鴉精神」一個定義的時候，反倒誰也說不清，成了十足的次文化愚民政策。
同樣的，塗鴉被指責之一的論點在於: 「純粹摹仿」、「沒有在地化」，此論調聽起來鏗鏘有力，卻有「怎麼說都對」之嫌，因所謂在地化沒有標準在，最後淪落到只要寫中文、畫國劇臉譜所有人便要拍手叫好的地步；應反問的是在後殖民情境下在基本框架都是挪用的，是否一套在地的、客觀的評判標準？
在要求塗鴉客「再/在地生產」手中的陽具/噴漆罐時，知識的生產卻少被討論，目前台灣絕大多數引介國外塗鴉的文章多流於賣跌打酒藥膏般一昧稱頌而同時應做的批判卻缺席，這一類的文章，不但是不斷地重新塑造前文所述的塗鴉的刻板印象、陽具迷思，並且潛在地將文化分割成原版與拷貝，在歌頌原版時也強調了在地的拷貝性，卻忽略了在全球化文化生產的架構下原版早已消逝，其餘的差別不過是拷貝，與拷貝的拷貝。
另一個關於塗鴉刻板印象的運用，是學術文章裡常被套用的—「體制外」，成為一系列批判的預設：塗鴉客對商業體制的獻媚，無意識地被商業體制吸收等等，在強迫性消費的資本主義當中，而塗鴉則關於強迫的消費者的反商業夢想的破滅。此邏輯將所有經濟生產歸類為商業體制，而所有跟經濟生產有關的活動歸納為收編、反叛的背叛，而顯得不食人間煙火。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現行的經濟結構下一切的東西皆是商品，同樣地在被購買與販售，其中的差別只是有沒有標價、可見消費與不可見罷了。在這意義下比較自欺欺人的反倒是「永不商品化」的宣稱。
應被批判的是塗鴉的刻板印象，被轉譯而成為商品，而其品牌廣告便是街頭，這時不是文化反堵，而是創意性行銷，小民創業論；塗鴉客與塗鴉，作為藝術理論、文化研究、社會學的偏門，學者太快在小篇文章中標下符號—在學術文章與大眾媒體之上，在借用西方左翼，以同樣的符號與字眼的重複運用—「反叛」、「反體制」、「改變世界」等等—名詞提供一個籠統概觀的「刻板印象」，卻少有人從細部檢視，其內部卻仍有可能抱持與主流社會相同抑或更保守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