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聲音與糞便' Category

11
Jun
10

John Sinclair

在1968年,當一名記者對黑豹黨的Huey P. Newton問道:“白人可以為黑豹黨做些什麼?“的時候。
而Newton說:“那麼不如你們就成立一個白豹黨吧!“
以“性、愛、搖滾樂...與大麻“為口號、而由白人組成的白豹黨於是因此而成立,成立者之一是之前曾經當過MC5經紀人的John Sinclair。儘管如此,白豹黨卻仍長期被誤會為白種至上的種族主義團體,此冤名在天難以洗刷乾淨。

在1969年,John Sinclair在嘗試賣兩捲大麻給一名臥底警察之後被逮捕,足足被判刑十年,而爬上大麻烈士事業之高鋒期。
也因此John Lennon寫了一首聲援John Sinclair的同名歌曲:John Sinclair,此歌並成為Some Time in New York City 裡面經典歌曲之一。

除外,John Sinclair有一個不錯的紀錄片:20 To Life: The Life And Times Of John Sinclair
其中講述了他一路從MC5至白豹黨、與被逮補,成為民權人士的過程,最後John Sinclar服刑三年後在最高法院平反而出獄,晚年移居阿姆斯特丹

09
Jun
10

One Love

資本主義的基礎建立於奴隸制度,於前資本主義時期大量的非洲奴隸運送至美洲栽種香蕉,與二戰後工業國的引進殖民地大量勞動力以補充其不足,至於後資本主義發現運產品比運奴隸方便,直接至第三世界圈地為王,直接將奴隸制度改稱為血汗工廠等等
而奴隸跟隨著船隻、在大西洋中漂流;於是成為西方現代性的陰暗性寫照——二戰後的黑人,在一天醒來後發現已流離在大西洋四處,受迫於失根之苦,其家鄉——非洲,則只剩下一個符號,一個象徵,成為無數奴隸世代的想像。
*
西方的現代性來自於浪漫主義對於人性(humanity)的假設:個體經由自身土地、血緣、文化所形塑,最後成為“人“此概念。而離散於西方都市中的黑人,其“根“被奴隸主所拔除、血緣之不可考、又身處於充滿敵意的文化與社會之中,離散黑人本身,則成為現代性的永恆對抗,永遠無法被談、不可解的黑影。
Paul Gilroy九零年代寫的黑色大西洋:現代性與雙重意識,所處理的便是好幾個世代的黑人知識分子、藝術家如何處理此失根離散的精神/身分危機。最早期的黑知識分子,如Marcus Garvey提出“回歸非洲“的口號,黑人的家鄉——非洲,實際上仍在後/殖民地狀態下掙扎的社會現實的真正非洲退隱至幕後,而“非洲“此概念被建構為一個抽象符號、一個想像性的根,一個提供黑人重新“驕傲的站起來“的黑人性,而這想像性的根又在之後的民權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同美國六零年代的分離主義,又如同強調統合的泛非洲主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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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roy針對的,是在“根“的建構的過程,在強調“這是一個你無法理解的黑人東西“、“黑人(非洲)文化本質性的與白人(歐洲)文化不同“等口號的同時,黑人基進民權者所面對的困境便是成為“另一種的種族主義者“、並跟白人種族主義者同一鼻孔出氣。
而音樂,如雷鬼—在五零年代的牙買加受美國R&B影響之下成為在地的音樂形式—經由Bob Marley首位雷鬼的國際性樂手—傳至英國—結合龐克成為第二波的ska運動—而又在八零年代在美國成為第三波的ska等等,經由一跨國性的傳播、建構過程,其本身便是一個無根的存在,或是說——音樂本身便是反對任何與本質/國族主義的烏托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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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音樂本身具有超越地域的烏托邦精神,又與黑人當代的四處流散狀態的反應,如Bob Marley唱的Concrete Jungle、後來被The Clash翻唱、Junior Murvin的Police and Thieves等等,奴隸的記憶、共同的身分想像、對於奴隸主威權的反抗等等,在樂曲中被流傳下來。又如同Reggae裡面一再傳唱的、借用聖經故事裡作為奴隸的以色列人逃出巴比倫的典故buring Babylon,音樂,在黑人社區跨國際性地文化生產過程中,想像性地將離散的黑人社區聯繫在一起。
不同於黑人知識分子一向把純藝術、High Culture藝術家當作黑人文化領導者,認為其前衛的現代性可帶領黑人邁向更好文化生活、同時對通俗文化不屑一顧的精英式觀點,Gilroy將通俗音樂重新提升到政治性抵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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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zek曾經借用過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來講語言對於文化的重要性,片子被壓迫的猶太人在逃避的,不單純只是警察、或是國家體制所造成的暴力,而是語言所帶來的聲音與憤怒;獨裁者的暴力——來自於其演講的滔滔雄辯——也是由語言所建構而出。所以,如果說文化、文明的基本形式由語言構成的話,那麼語言所建構的符號系統同時是對於個體的壓迫,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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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音樂、文學、藝術等等,在奴隸傳唱的過程中,也不單只是一個文化面向中自我娛樂的用途,而是奴隸如何借用奴隸主的語言—英語、法語等大獨裁者的聲音與憤怒,以語言反對語言本身。
James Brown在五零年代所高喊的:“Say it loud, I'm black and I'm proud!“,“黑人“,在西方文化、語言中永遠被壓迫、永遠負面的意義的結構也因此改變,所以也可以說,在扭曲語言的權力結構的過程中,此一宣告改變了“作為一個黑人“的本質。
音樂在將語言意義扭曲、將文法變奏,成為奴隸文化的一部份—而成為抵抗。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國際大都會中,Gilroy也分析了音樂又如何超越單純黑人的界限,成為同樣遭受國家機器、意識形態監控、系統性銷毀的社群中的共同語言,將想像性的抵抗聯繫在一起,而相同的是—亞洲社群、猶太社群、穆斯林社群、黑人社群等等,同樣地借用奴隸主的語言—英語,而反抗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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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在台灣的脈絡來看:搖滾樂、青年文化等等在評論中總是會被放在一個“想像性的抵抗“、“社會抗議的美學化“的位置。因此,最後的結論總是會被歸諸於:青年文化/搖滾樂必定得跟社會運動、學生運動“策略性聯盟“、連結,其抗議性才能“生效“。
而現在,也許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觀看青年文化——青年文化/音樂必得跟社會運動連結,作為抵抗概念下的“策略性聯盟“,但是絕不能忽略的是——文化生產者、消費者、評論者本身,應破除“想像性的存在“的簡單假設(或是抱歉意識),而在翻轉語言、意識形態、超越地域、將個體聯繫的過程中——青年文化其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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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同學大學時代開始塗鴨,致力於DIY都市更新與改造,目前就讀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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