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 Tagged ‘帝國主義

29
Oct
09

Poppy App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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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週英國發起一個叫”Poppy Appeal”的活動,規模頗大,倫敦四處都可以看到相關的活動海報,此活動動員民眾募款,名目是為了幫助在中東的英軍,一部份的錢作為支助陣亡的英軍家屬,一部份幫助購買英軍前線所必須裝備。
昨天,兩個皇家陸軍站在Waterloo車站的門口,一手拿著募款箱,胸前是一盒紙做的小Poopy,只要上前捐款,就可以拿到Poppy胸章別在胸前的口袋。
戰爭成為一場發動愛心的慈善活動。
有個攤位提供小的木頭十字架,你可以將胸花別在十字架上,作為裝飾品。
從開戰以來隨著英軍在伊拉克、阿富汗的行動傷亡人數增加,很快地媒體將焦點指向英軍的裝備問題,坦克車裝甲不夠、悍馬車之落後、後備補給之不足。陣亡的英軍,在媒體眼中,不是被恐怖份子的火箭炮所殺害,而真正的殺手是不願掏出口袋的英國政府本身。
再回頭來看此活動的廣告海報,百年前殖民軍團的戰爭圖像消失,轉化成為另一種的敘事;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英軍到底在哪裡駐軍,到底控制了哪些地區,戰事的推進又是如何,也沒有人在意;戰爭經過媒體內觀化而被帶回國內,成為內政問題。這裡人們唯一意識到戰爭的時候只有看到一個個被運回的英軍屍體。
海外的英軍比較像是從事高風險性產業的鷹架工人。
十九世紀與祖魯軍團刀刃戰,男性,英雄式的軍人形象,現在從沙漠轉化為客廳,肌肉、噴灑的血液轉化成為一張被家屬拿著的相紙;征服者成為一名受害者,作為西方推展民主、人權等概念的必要犧牲品。
儘管當年帝國主義的高高在上的霸權心態在二戰、一系列的殖民地獨立、福克蘭戰爭之後迅速的崩裂,現在的戰爭影像顯然較為謙虛,卻以更狡猾的方式進行。
現在的英軍在中東的行動所抱持的意識形態、動機,與百年前的帝國主義仍沒有區別,政治結構也並未因此而鬆動,唯一與過去的不同,只是在宣傳上有意識的將自己轉化成為被害者。指責不願掏出錢的政府,同時也是在鼓勵願意掏出錢的民眾,同時更鞏固英軍在中東的角色。
從這角度來看,英軍並沒有戰敗,也沒有戰敗的傾向,一切的問題只是在於政府自身的問題,與國內不團結人士的抵制。在越戰時美國也使用相同的論述在解釋亞洲政策的失敗。
如果你仔細觀察整個城市,人群很快的就被小胸花分成了兩端,支持戰爭、反對戰爭,胸花同時是對國家的支持,同時又是對不愛國的指控本身。

26
Oct
09

戰爭圖像

zulu book戰爭電影分為兩種,一種是描寫戰爭之一面壓倒,統治者的英勇與被統治者像螞蟻一樣的被屠殺,以證明統治者的權威性;另一種則是描寫戰爭之慘烈犧牲之大,以代表統治者的悲劇性,而進一步地合理化權威性,兩者作用相同,而後者的娛樂性則遠大於後者。
在我成長的八零年代,戰爭電影對我具有無可磨滅的童年記憶,不知為何,童年的我永遠記得日軍航空員在珍珠港上空對著無線電大喊“虎、虎、虎“的畫面,接下來是很假的模型船爆破;這些戰爭畫面成為圖像,歷史的再現成為歷史本身。
1964年拍的《戰血染征袍》(Zulu)代表的是另一個戰爭圖像,其時代背景是1879年英軍入侵祖魯時在羅克渡口的邊界線上所遭遇的十小時血戰。
一小群帝國士兵被大批祖魯軍團包圍的畫面對童年的我具有至今仍無法忘懷的震撼力,那時的我經歷的是一整套的英雄史詩的續事模式。

在電影結尾祖魯士兵經過長時間廝殺,覺得自己被來福槍、刺刀屠殺夠了之後,之後在山丘後面發出一陣陣的嚎叫,英軍這時一名士兵說著:“他們正是在向我們的勇敢致敬。“
現在回想還覺得挺放屁的,真正的勇敢應該拋下槍拿指甲刀跟黑人拼個你死我活才是。
十九世紀的祖魯帝國,並不採取美洲印第安人的游擊戰術,在非洲,英帝國所面臨的是來自祖魯軍團的正面攻擊,一波又一波祖魯戰士肉體在槍口前挺進的畫面給與了英帝國無與倫比的想像力,因為黑人戰士不畏子彈挺進這件事既駭人又符合種族刻板印象,在十九世紀及其之後經過無數次描寫、圖像化之後成為帝國視野的奇觀之一。

戰爭電影的敘事方式之所以成立是建立在清楚地將電影世界中區分為,與他者;在觀看的同時也在同時進入二分法的黑白劃分,我們,與敵人;那麼童年的我陷入的困境是同時的將自己認同為身為“文明者“的帝國士兵,同時又經歷“似乎跟電影的人不是那麼相像啊…“的自我質疑。

很奇怪的是,至《戰血染征袍》之後過了很多年,我才發覺自己原來跟帝國士兵屬於不同人種。
這如同鏡像原理一般,在觀看戰爭電影時也在觀看自己的倒影,因為隨著劇情你隨時都得辨視自身的存在,基督教/異教徒、西方/東方、男性/女性。這時戰爭內化至個體存在本身。非西方人永遠在鏡像中看到的是不完整的存在、不完整的破碎倒影,殖民者的影像,殖民內化至個體存在本身。

後來我發現,就算今天拿著盾牌挺進的只要是非西方人,西方仍有一整套的系統可將此行為劃入種族論述當中。這就是啓蒙運動以來所建立整套理性主義的瘋狂之所在。而被殖民者在童年時期潛意識下先認同殖民者,再花一輩子的時間從自己身上發現殖民的存在。

那天,一個日本人說:我來自日本,我們從來沒有被殖民的經驗。

這句話比什麼都還虎爛,對我來說,所有在好萊塢所生產出的大平洋戰爭電影所刻畫出的日本形象,與當代日本對此形象的漠然與內化,都代表了日本仍是世界僅存的少數殖民地之一。

25
Oct
09

The Family of Man

9780486408118馬克斯曾經說過意識形態就是“你不知道它是什麼,但是你卻每天都在做。“
我沙烏地阿拉伯的同學說他們的國王前一陣子決定來英國的沙地人太多了,所以下批留學生將全數轉往美國。
我說這是在台灣的人無法想像的事情,我們的總統除了送女兒去幫大陸人做爆竹之外,絕不會麻煩到決定誰要去什麼國家讀書。
我沙地同學說這裡的國王概念跟世界其它地方不同。
國王,就是父親。
而且是很有錢的那種。

(我真希望二十年前就讀過這本書! 對任何想取得對自己未來財務生活控制力的人《富爸爸,窮爸爸》都將是一個最好的起點。 --《今日美國》)

如果你出身自沙地中上層階級,你的家族從在沙漠與駱駝一起奔馳以來便與王室共同存在,你的家族名銜用word檔打出來還需要換頁;國王有上千名王子,你的小學同學、在廁所一起抽煙、在CD店偷瑪丹那專輯的玩伴就是王室成員,國王的影像在你生活出現,代表權威、代表秩序、保證你可以開車奔馳在新建好的高速公路上而不會被憤怒的外籍移公幹掉。無所不在。
國王及其子民在各種宗族聚會、婚姻、大學講堂、清真寺中見面,在純男性關係當中成為另一個超越性、血緣的家長身分。
於是家庭關係就是政治關係的微縮。而人們每日每夜的操演。
英國維多莉雅時代的帝國主義的建立就是家庭典型的建立。
維多利雅的家庭圖像是絕對的,以居於權威的父親為中心,女性、子女、僕人像打籃球站位一樣具各自清楚的權力位置。
帝國疆界的推進依照家庭圖像被性別化、家庭化,男性的帝國軍團被賦與家長身分,規訓女性的、未成熟子女的殖民地。這些圖像在十九世紀的廣告,書本當中變成種族的刻板印象。
人們說著motherland的同時清楚地刻化殖民圖像,殖民地永遠都以孩童的身分出現在身著武裝的母親面前出現。

家庭圖像也確立了以中上層階級為中心的歐洲社會,使帝國內部勞工階級、奴隸的地位自然化、合理化。
工業化產品、殖民地資源、黑奴又漂流回到維多利雅的客廳及廚房,成為具體的家庭生活用品,家庭的消費身分又是一次帝國的擴展結果。
所以二戰之前帝國子民從未想過拭父,因為莎士比亞早就將伊底帕斯情結娛樂化成為文化產品的一環。

於是我對我的沙地同學說,台灣的情況也與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對台灣人來說,反麥當勞叔叔就跟拭父一樣的悲慘與痛壯。

20
Oct
09

The Best Soap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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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永遠和資本主義連結在一起這點大家都知道,也不再是什麼具吸引力的論點。這篇文章則聚焦在廣告與工業革命後早期資本主義的連結,廣告學作為宣傳特定意識形態、為特定政治需求服務的重要工具。
從十九世紀開始跟隨歐洲殖民者腳步的是一批科學家與人類學者,這批學者重要任務是以科學的方式將帝國主義科學化、論述化,早期人類學以科學方式將人種測量與建檔,建立殖民主義的論述。
歐洲當時的啓蒙運動之後,歐洲人以理性為基礎建立一整套的世界觀與啓蒙計畫,理性所依賴的是一整套歸納、劃分的二元論,以歐洲、男性、基督教為中心,其餘地區則被劃分為非歐洲、女性、異教徒的他者。而以歐洲中心出發的理性則有責任將世界”淨化”、規則化。

在科學化帝國主義之後是商業化帝國主義,歐洲以外地區除了是殖民地、未教化之地外,也是市場跟勞力提供來源地,新的一波殖民原則將攝影學、海外探險、博物館,將帝國視野帶到大量生產的廣告奇觀。

其中廣告扮演重要角色,同時推進市場擴展,同時又扮演帝國意識形態的宣傳者。
Pear’s Soap則是經典例子,當時因為殖民地可提供廉價的棕櫚油、椰子油、棉花油供肥皂製造,使得肥皂可以大量生產。因此肥皂從上層階級的奢侈品轉變成為一般大眾所使用的清潔用品。同時,”清潔”又具有符合當時意識形態的功能,在19世紀的廣告中,肥皂每每成為白人具有清潔世界的責任或”負擔”的政治隱喻。

這一切的基礎在簡單的’我’與’他者’的二元劃分,劃分製造基本邏輯。

這套清潔教化論述同時也影響殖民地身為被教化殖民者的自我認識,而同樣的意識形態具有可複製性,相同模式只是角色跟隨情境而變化,台灣跟隨著政治情境之下使用相同方式劃分外籍勞工/本地勞工、大陸/台灣,這些他者的刻板印象總是女性(瑪麗雅、大陸新娘),本地人同時又為男性又被刻畫為被害者,瑪麗雅總是在主人不在時痛歐嬰兒、外籍勞工總是搶走台灣人的工作、大陸新娘總是喂婆婆吃老鼠藥等等。這些奇觀同時成為意識上的社會現實,此現實就被稱為刻板印象。

有趣的是,台灣塗鴉客的形象也是依照相同的邏輯所建立,體制內/體制外、法律內/法律外、主流文化/次文化,政府作為打壓者或是維護秩序者必須符合某程度的二元邏輯,同樣的塗鴉客也必須遵循同樣的刻板印象,兩者對立又同時為一體,如果一者消滅,另一者也沒什麼存在的必要。

身分永遠超過內容。

麥克魯漢說媒介就是訊息,既然是媒介也是訊息的話就無可不被傳遞,儘管聽起來很荒謬,商業文化下又沒有永遠的敵人,所以塗鴉客才會每每被請到愛迪達宣傳活動在主持小姐的呼喊聲中幫忙塗鴉,青輔會中教教小朋友、或是新聞局邀請下在西門町畫畫電影院,或是進美術館塗牆壁;塗鴉客的身分成為一個政治隱喻,在被規訓的反抗下,於是塗鴉客在奇觀社會下仍是另一種的奇觀,一種可被使用的特別符號。




ABOUT

B同學大學時代開始塗鴨,致力於DIY都市更新與改造,目前就讀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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