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旅行的最後一天與最後一篇日記。

我的名字是張碩尹、我花了我人生中二十六年在台灣、四年在倫敦、與一個月在紐約。在我人生中的不同階段當中，我遇過各式各樣的人，有些人親切、有些人吝嗇、有些人混帳、有些人壓抑，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我仍沒有遇過任何人可以稱之為壞人（同時也許有些人也低於所謂好人的標準）。

我想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儘管混亂、無序、荒謬，但是卻還是讓人充滿希望。

我今年三十歲，我認為我仍在人生中的黃金歲月；我認為人生是一連串隨機的機會排列，而所謂的現實只是無限機率的某一組合。也因此，數小時後當我搭機回到倫敦之後，旅行之結束與開始物換星移之下、人事物將重新排列出更多無法被預視之奇異機會組合，而我的人生將會開展更多的冒險故事。

如同藝術家蔡國強所謂：「我是中國人，我是永恆的樂觀主義者。」

這是一個關於男子J的故事。1991年，J從多明尼哥移民至曼哈頓上城，來到美國了以後，你可以形容J過著勞工的生活，J花了他大部份的人生在製造相關產業當中。J有一個家庭，他與他的妻子、兩個女兒，和繼子住在有兩個臥室的公寓當中。

有一天，J陷入瘋狂之中，他拿出菜刀威脅他的妻子、並把她關在臥室當中。在繼子打電話報警之後，警方趕到了現場；J在情急之下、破窗而出、在血泊中攀爬至建築物邊緣，並揚言在任何一個條子靠近他的情況下，他便會被迫使出大躍進、並進而結束他的一生。

數個月之後，我在紐約州地方法院第四十五室遇到了J，那天，他被一大票人包圍著：警察、法官、律師、證人和陪審團。我遇到他的那個下午，就像看了一齣J領銜主演的六個小時長劇，在法庭舞台內，有劇情、有佈景、演員、導演、還有一群技術人員。

這場關於J的一齣劇，共分成三個部份，首先是一個醫師坐在證人席當中，以醫學的角度解釋J的妻子受到嚴重地毆打、還有她在醫院裡的精神狀況。第二部份是與J關係惡劣的繼子，他在證人席上控告J說他是社區當中最邪惡的男子。最後一部份是逮捕J的警探，他形容J在大樓窗口上的情形，還有最後的逮捕過程。

在每個部份裡，律師跟檢察官，扮演著真實解釋者的角色，藉由與證人提問、推理、與發表各式論證，他們建立了不同的故事敘事，以解釋同一件不為人知的神祕事件。法官，則掌握了整齣劇韻律，藉由「駁回」、亦或是「成立」律師與檢察官所提出的「反對」，他掌握了劇情的導向，他掌握了每個劇幕的演出、幕前與幕後的場景調度、與人物/演員的運用。而陪審團則以其的沈默，參與了整個戲的運作，他們的工作、與其說是追尋事實的真相，不如說是被賦與了至高無尚的選擇權，在龐雜無章的世界當中挑出一個解釋真相的方法。

而整齣戲最有趣的部份，則在於所有人都在談論著J，或是作著與J有關的某件事情，卻同時假裝J不在這個房間：人們避免與J眼神的接觸，並在提及J時，總是以詭異的第三人稱稱呼，最後，整齣戲就像是一場房間中之大象的遊戲。

從那天開始，我常常想到J、他的罪惡、還有他不幸的未來。我想到整個司法系統，以其功用來說，其實跟部落的長老裁決、與中世紀的燒女巫祭典差不了多少：其作為一套儀式規則、以滿足人類最基礎的需要、用以協調社會內部的衝突與暴力；司法經由界定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合群/反社會的界限，以維繫社會整體的運作。而吊詭的是，這套系統，又如何地以其複雜的法律名詞、條文，各種古怪的程序如拘捕、擔保、羈押等，脫離了日常生活，成為一項專業、成為不可人知的神祕領域。

我們控訴中世紀社會之迷信、與崇拜魔法，而當代生活實際上也差異不大。

關於J的戲，是一齣沒有結尾的劇，原因是因為我沒有等到J最後宣判的那一刻。儘管如此，我相當地確信J的戲會有一個悲慘的結尾，第一是因為J有個糟糕的律師，第二是因為J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提供了監獄與相關機構其廣大的免費勞動力。

關於J的一齣戲，是一個關於個體的故事、同時間又具有普世性：這是一齣關於第三世界移民如何地在追逐美國夢、又如何地在貧窮、社會衝突與暴力之中掙扎，最後以自身的囚禁、在自由社會下體現對自由的真正定義。

我在台灣的童年回憶之一，是戒嚴時代。就如同普世的軍事獨裁、那個時代遵循其最高宗旨：「生命就像一場永恆的戰爭」，那時生活的每個層面如同行軍打仗。童年的時候、老師總是告訴我共產黨被危險的意識形態所驅使、是世界上的邪惡力量；而如同先總統蔣公所云、攘外先安內，我們的社會有著外部與內部的敵人，也因此，我的童年回憶裡總是出現學校牆上「保密防碟」、「隔牆有耳」等標語。

戒嚴時代第二特徵是其廣泛的象徵主義，比如說國旗、與領袖銅像的四處懸掛，而每個小學學童，每天早上得參加在操場上作操兼唱國歌、軍歌等儀式。

然而，軍事化的生活並沒有對童年的我造成太多的困擾，小孩永遠知道從中取樂之道。操場的晨會永遠是見見隔壁班女生、傳遞情書、與交換色情雜誌的大好機會，如果你蒐集到一定數量的國旗，可以到附近的書店轉賣，並賺到不錯的零用錢。

戒嚴時代唯一讓童年的我感到困擾的，是電影院裡的國歌時段；在每場電影之前，所有的人都得在黑暗中起立高唱「三民主義」，其沈重悲慘的曲調、每每嚴重地破壞電影前的愉悅情緒。因此，自八零末解嚴之後，我唯一感到高興的事情是再也不需要在電影院裡起立唱歌。

在2013年四月十日、於紐澤西的冰上曲棍球場內、很榮幸地在人生的二十年後，我再次地參與國歌時段。我與上千名觀眾一同起立，嘗試在嘴裡擠出「星條歌」。奇怪的是，我事後感覺並不是太壞，愛國主義與球衣、旗幟、拉拉隊、與瓦斯喇叭出乎意料的相符，因為我想，它們基本上就是同一件事，不是嗎？

大熱天，華盛頓被白熱陽光所籠罩，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在發熱發燙，這個城市是一個巨大的微波爐。眼前每個事物在蒸騰熱氣中呈現扭曲狀，被包裹在全身的絨毛當中的狗看起來特別悲慘、被人類拖在路上爬行著。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從林肯紀念堂走到國會大廈。

從這個城市的西邊出發，跳入眼前的是一系列的戰爭紀念碑：越戰、韓戰、華盛頓之戰、與國立二戰紀念碑。不同於古波斯人在石頭上誇耀他們如何虐待與屠殺敵人，當代文明喜好哀鳴自身的傷亡，戰爭從過去的節慶歡愉到現在的自我悲憫。

跨過華盛頓紀念碑，我進入了博物館區：美國歷史博物館、非洲藝術博物館、國家藝廊，在每個門口，均站著保全，他們打開我的包包，伸進他們的筷子、找尋裡面的炸彈；在藝術、歷史、人類文明之下，不存在所謂的個體自由。

華盛頓一長串的紀念碑與博物館，提供解讀歷史的不同方式。如果你從西往東走，人類從解放奴隸開始、走過了國家與社會的衝突、到達藝術的創造性、最後你抵達民主的烏托邦。但是，如果你從東往西走，你從不成功的雅典制度模仿開始、走過資本主義式之文化產業、進入帝國主義，最後你抵達一個大鬍子男人腳下，他告訴了你奴隸制度只會轉換形式、卻從古至今從未在這個星球上消失。

最後，我的史詩行程在國會大廈底下告了終結，我癱瘓在公園長椅上面，每行進一步，兩個腳踝帶來史無前例的疼痛。

幾分鐘之後，太陽落入地平線之下，氣溫急速下降。我在西方民主的白圓頂下哆嗦著。

作為觀光客的好處是：你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因此，你可以重新思考你的人生。通常的時候、你只是忙著活著，拖著你的身體來回家中與工作、找尋下一頓飯、與下一份薪水。

在我旅行的這段時間，我理解到我的生活很多時候和陷阱有關。

人生有很多陷阱，而絕大部份的時候我們掉入其中的一個。然而，人生重點不在於逃離陷阱，而在於承認局限自身的陷阱。

當我剛從台灣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曾經花了四年的歲月成為一名專業的塗鴉客，儘管這詞本身有其奇怪的自我吊詭。在這段的日子當中，人生目標相當的簡單，那便是在街上盡可能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同時，卻不被警察抓到。

如此非法的實踐，需要一嚴格的工作方法、與破壞公物的計畫。那時的我依照每日最沒有公權力出沒的時間與地點、列了詳細的工作時程，每週五天的每個晚上，我每日凌晨兩點由家中出門，在大街小巷巡邏、選定地點、工作、六點左右吃了事後早餐、回家並在八點上床睡覺。我花了四年的時間發現自己的生活掉入陷阱當中：我被永不被抓的想法給逮捕、我被工作計畫和每日生活常規給困住、我被噴漆罐困住、我被傻蛋塗鴉社群給局限。我被困在台北一個又一個的暗巷當中。

當我在英國的藝術學院畢業之後，我開始了所謂新興藝術家的人生。所謂的藝術世界，從一抽象的理論概念，成為一個社會真實。我理解到藝術世界不過是真實世界的反照，藝術依照社會的階級制度，將自身劃分成少數幾個貴族般的藝術明星、已建立一定聲望與收入的中堅分子、與廣大的新興藝術家無產階級，這些人投射在這個藝術世界當中的，是他們的無價值與無存在。

在這個階段的人生當中，我常常旅行，從一個國家到達另一個、追趕著展覽與藝術節；奇怪的是，不論我身在何處，我發現自己永遠到達了到一模一樣的白盒子空間、與同一群人困在一起、並聊著一模一樣的話題：“所以貴國的藝術圈狀況如何？“、“所以你選用的材質是什麼？“、“我的裝置結合了現成物與手工藝品、是當代生活破碎現實的繼續中呈現…“

我被藝術世界給困住，我被困在它雄偉的美術館、藝術中心、藝廊、它的社會集結如藝術家團體、基金會、專業人士如藝評家、行政、收藏家當中，這是一個龐雜又自我完整的世界，裡面有自身的價值系統、自身的邏輯、如此完整，又如此地混亂。我被困在它的虛情假意又尖酸刻薄、我被困在公關操作、我被困在錯綜複雜的人脈圈當中。這個陷阱叫做新興藝術家，卡夫卡般的生活。

觀光客也是一個陷阱，作為旅行者、你有享樂的義務。如果你開始覺得無聊、索然無謂，那麼旅行便失去了意義。

也因此，我總是為了芝麻小事如天氣變差、看了低廉可悲的劇場、或人們滿嘴俗爛等感到憤怒，我的腦海總是跳出一連串的獨白，高喊著：「我付了錢來到這裡！」、「消費者至上！」、「娛樂我！」

旅行第二周，我被困在對娛樂的渴求、與對好逸惡勞的追求。

這個城市代表了對一複雜世界系統化並嘗試理解的渴望。將舊日帝國首都各個分散區域編號與符號化的倫敦郵政號碼、詭異房屋稅制與地產授權，是理性與邏輯對此中世紀城市的掙扎掌控。

倫敦的郵政編號系統，不僅代表各區域的地理位置、同時也標明了這個國家的階級區分、移民社群、歷史、帝國記憶、還有這個社會的皇家寄生蟲。因此，符號系統不單沒有達成其將城市迷霧破除、與系統化的目標，反之，其製造了一更艱澀難解的數字宇宙，進而將倫敦的生活推至近乎荒謬的狀態。

倫敦的美麗，來自於在這個城市當中、一切脫離常理並沒有邏輯，而所有的事物均導上雙重甚或多重的解釋。

而荒謬的黑暗面，則是其製造了其居民普遍的犬儒精神、而虛無主義成為此城市的基本民族性與價值觀。

紐約的生活基於一簡單的邏輯：數字往北增加、反之亦然；數字往東減少、反之亦然。

這是一個蒙德里安的都市，在純粹的方塊、直線組合當中，這裡沒有空間留給死路、迂迴、或是黑暗的角落。如果你在紐約問路，答案永遠像是某個數學方程式：「在第四街右轉，過了四個街口以後，在第五大道再右轉一次。」在這裡，沒有「大概」，沒有「也許」，沒有「朝南三分鐘之後跟著教堂頂端前行」。在紐約，沒有不可言喻的曖昧地帶、所有的事物都可完全的闡釋。

簡單易懂的好處，是在這裡的生活完全是邏輯性的：你永遠知道你身在何處、從A地到B地的距離、還有此地的相對位置（上城、中城、下城，東村、西村）

在這裡生活的壞處，是簡單易懂消滅了生活的曖昧性與不可言說，而通常的情況，也意味著個體的平庸與愚笨。

每個城市都有它的雙重性，而紐約有它的自我矛盾。

我在馬格內訓練中心的表演課上遇到了史雷特探員；史雷特是個禿頭、身材魁梧的中年男性，同時穿著奇異的嘻哈裝扮。此組合讓他看起來像是呈現粉彩顏色的英國國家黨新納粹成員。他高亢的笑聲與利落的動作讓我想到電視劇《絕命毒師》裡的狄恩諾瑞斯。

史雷特代表了紐約無法令人理解的雙重性：在這個城市，我常常對於人們同時間表達極度友善與荒謬的冒犯言語感到嘖嘖稱奇。

我喜歡這個城市的開放性，在紐約、人人都是你的老哥或是兄弟，即使你不認識彼此。但，在愉悅的氣氛底下，史雷特總是在句子裡加入某些攻擊性的字眼：「老哥，回家去學點英文吧。」，「你說你的名字是青蔥衝？」並讓當下的你目瞪口呆，久久說不出話來。

接下來，他會接下一句：「兄弟，跟你開玩笑的。」

我永遠也無法理解史雷特的真正用意：究竟是來自於史雷特某個生理上的需求，而刻意地挑發肢體衝突，或是，他存粹地想成為一名討人厭之人物？

因此，我便開始叫他胖胖白種垃圾，之後也接了下一句：「兄弟，我也是開玩笑的。」在我講完的當下、史雷特的笑容凝結在臉上，並投射出一膽戰心驚的眼神：此種眼神，你知道下面接著臉上的直拳攻擊。

這是我人生最漫長的數秒鐘之一，在這僵持的瞬間、我理解到身體與語言的極限讓一個人軟弱，在這當下會有兩種可能發生：第一，我會被痛打一頓，第二，我會被用非我母語之語言嚴詞羞辱，此兩者，不論是肢體上、或是語言上，我均佔了下風。

最後，史雷特爆出一勉強的大笑，搖著我的肩膀稱讚我的風趣幽默。我也笑了，不過出自由衷的開心與釋懷。

截至目前為止，我仍不習慣與人正面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