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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九日:離家兩千光年

這是我旅行的最後一天與最後一篇日記。

我的名字是張碩尹、我花了我人生中二十六年在台灣、四年在倫敦、與一個月在紐約。在我人生中的不同階段當中,我遇過各式各樣的人,有些人親切、有些人吝嗇、有些人混帳、有些人壓抑,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我仍沒有遇過任何人可以稱之為壞人(同時也許有些人也低於所謂好人的標準)。

我想這意味著人類社會儘管混亂、無序、荒謬,但是卻還是讓人充滿希望。

我今年三十歲,我認為我仍在人生中的黃金歲月;我認為人生是一連串隨機的機會排列,而所謂的現實只是無限機率的某一組合。也因此,數小時後當我搭機回到倫敦之後,旅行之結束與開始物換星移之下、人事物將重新排列出更多無法被預視之奇異機會組合,而我的人生將會開展更多的冒險故事。

如同藝術家蔡國強所謂:「我是中國人,我是永恆的樂觀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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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八日:關於J的一齣劇

這是一個關於男子J的故事。1991年,J從多明尼哥移民至曼哈頓上城,來到美國了以後,你可以形容J過著勞工的生活,J花了他大部份的人生在製造相關產業當中。J有一個家庭,他與他的妻子、兩個女兒,和繼子住在有兩個臥室的公寓當中。

有一天,J陷入瘋狂之中,他拿出菜刀威脅他的妻子、並把她關在臥室當中。在繼子打電話報警之後,警方趕到了現場;J在情急之下、破窗而出、在血泊中攀爬至建築物邊緣,並揚言在任何一個條子靠近他的情況下,他便會被迫使出大躍進、並進而結束他的一生。

數個月之後,我在紐約州地方法院第四十五室遇到了J,那天,他被一大票人包圍著:警察、法官、律師、證人和陪審團。我遇到他的那個下午,就像看了一齣J領銜主演的六個小時長劇,在法庭舞台內,有劇情、有佈景、演員、導演、還有一群技術人員。

這場關於J的一齣劇,共分成三個部份,首先是一個醫師坐在證人席當中,以醫學的角度解釋J的妻子受到嚴重地毆打、還有她在醫院裡的精神狀況。第二部份是與J關係惡劣的繼子,他在證人席上控告J說他是社區當中最邪惡的男子。最後一部份是逮捕J的警探,他形容J在大樓窗口上的情形,還有最後的逮捕過程。

在每個部份裡,律師跟檢察官,扮演著真實解釋者的角色,藉由與證人提問、推理、與發表各式論證,他們建立了不同的故事敘事,以解釋同一件不為人知的神祕事件。法官,則掌握了整齣劇韻律,藉由「駁回」、亦或是「成立」律師與檢察官所提出的「反對」,他掌握了劇情的導向,他掌握了每個劇幕的演出、幕前與幕後的場景調度、與人物/演員的運用。而陪審團則以其的沈默,參與了整個戲的運作,他們的工作、與其說是追尋事實的真相,不如說是被賦與了至高無尚的選擇權,在龐雜無章的世界當中挑出一個解釋真相的方法。

而整齣戲最有趣的部份,則在於所有人都在談論著J,或是作著與J有關的某件事情,卻同時假裝J不在這個房間:人們避免與J眼神的接觸,並在提及J時,總是以詭異的第三人稱稱呼,最後,整齣戲就像是一場房間中之大象的遊戲。

從那天開始,我常常想到J、他的罪惡、還有他不幸的未來。我想到整個司法系統,以其功用來說,其實跟部落的長老裁決、與中世紀的燒女巫祭典差不了多少:其作為一套儀式規則、以滿足人類最基礎的需要、用以協調社會內部的衝突與暴力;司法經由界定合法/不合法、道德/不道德、合群/反社會的界限,以維繫社會整體的運作。而吊詭的是,這套系統,又如何地以其複雜的法律名詞、條文,各種古怪的程序如拘捕、擔保、羈押等,脫離了日常生活,成為一項專業、成為不可人知的神祕領域。

我們控訴中世紀社會之迷信、與崇拜魔法,而當代生活實際上也差異不大。

關於J的戲,是一齣沒有結尾的劇,原因是因為我沒有等到J最後宣判的那一刻。儘管如此,我相當地確信J的戲會有一個悲慘的結尾,第一是因為J有個糟糕的律師,第二是因為J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提供了監獄與相關機構其廣大的免費勞動力。

關於J的一齣戲,是一個關於個體的故事、同時間又具有普世性:這是一齣關於第三世界移民如何地在追逐美國夢、又如何地在貧窮、社會衝突與暴力之中掙扎,最後以自身的囚禁、在自由社會下體現對自由的真正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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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星條堆滿天,也不能比月圓

我在台灣的童年回憶之一,是戒嚴時代。就如同普世的軍事獨裁、那個時代遵循其最高宗旨:「生命就像一場永恆的戰爭」,那時生活的每個層面如同行軍打仗。童年的時候、老師總是告訴我共產黨被危險的意識形態所驅使、是世界上的邪惡力量;而如同先總統蔣公所云、攘外先安內,我們的社會有著外部與內部的敵人,也因此,我的童年回憶裡總是出現學校牆上「保密防碟」、「隔牆有耳」等標語。

戒嚴時代第二特徵是其廣泛的象徵主義,比如說國旗、與領袖銅像的四處懸掛,而每個小學學童,每天早上得參加在操場上作操兼唱國歌、軍歌等儀式。

然而,軍事化的生活並沒有對童年的我造成太多的困擾,小孩永遠知道從中取樂之道。操場的晨會永遠是見見隔壁班女生、傳遞情書、與交換色情雜誌的大好機會,如果你蒐集到一定數量的國旗,可以到附近的書店轉賣,並賺到不錯的零用錢。

戒嚴時代唯一讓童年的我感到困擾的,是電影院裡的國歌時段;在每場電影之前,所有的人都得在黑暗中起立高唱「三民主義」,其沈重悲慘的曲調、每每嚴重地破壞電影前的愉悅情緒。因此,自八零末解嚴之後,我唯一感到高興的事情是再也不需要在電影院裡起立唱歌。

在2013年四月十日、於紐澤西的冰上曲棍球場內、很榮幸地在人生的二十年後,我再次地參與國歌時段。我與上千名觀眾一同起立,嘗試在嘴裡擠出「星條歌」。奇怪的是,我事後感覺並不是太壞,愛國主義與球衣、旗幟、拉拉隊、與瓦斯喇叭出乎意料的相符,因為我想,它們基本上就是同一件事,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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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特別區血淚史

大熱天,華盛頓被白熱陽光所籠罩,每個地方、每個角落都在發熱發燙,這個城市是一個巨大的微波爐。眼前每個事物在蒸騰熱氣中呈現扭曲狀,被包裹在全身的絨毛當中的狗看起來特別悲慘、被人類拖在路上爬行著。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從林肯紀念堂走到國會大廈。

從這個城市的西邊出發,跳入眼前的是一系列的戰爭紀念碑:越戰、韓戰、華盛頓之戰、與國立二戰紀念碑。不同於古波斯人在石頭上誇耀他們如何虐待與屠殺敵人,當代文明喜好哀鳴自身的傷亡,戰爭從過去的節慶歡愉到現在的自我悲憫。

跨過華盛頓紀念碑,我進入了博物館區:美國歷史博物館、非洲藝術博物館、國家藝廊,在每個門口,均站著保全,他們打開我的包包,伸進他們的筷子、找尋裡面的炸彈;在藝術、歷史、人類文明之下,不存在所謂的個體自由。

華盛頓一長串的紀念碑與博物館,提供解讀歷史的不同方式。如果你從西往東走,人類從解放奴隸開始、走過了國家與社會的衝突、到達藝術的創造性、最後你抵達民主的烏托邦。但是,如果你從東往西走,你從不成功的雅典制度模仿開始、走過資本主義式之文化產業、進入帝國主義,最後你抵達一個大鬍子男人腳下,他告訴了你奴隸制度只會轉換形式、卻從古至今從未在這個星球上消失。

最後,我的史詩行程在國會大廈底下告了終結,我癱瘓在公園長椅上面,每行進一步,兩個腳踝帶來史無前例的疼痛。

幾分鐘之後,太陽落入地平線之下,氣溫急速下降。我在西方民主的白圓頂下哆嗦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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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日:陷阱

作為觀光客的好處是:你有用不完的空閒時間,因此,你可以重新思考你的人生。通常的時候、你只是忙著活著,拖著你的身體來回家中與工作、找尋下一頓飯、與下一份薪水。

在我旅行的這段時間,我理解到我的生活很多時候和陷阱有關。

人生有很多陷阱,而絕大部份的時候我們掉入其中的一個。然而,人生重點不在於逃離陷阱,而在於承認局限自身的陷阱。

當我剛從台灣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曾經花了四年的歲月成為一名專業的塗鴉客,儘管這詞本身有其奇怪的自我吊詭。在這段的日子當中,人生目標相當的簡單,那便是在街上盡可能地簽下自己的名字,同時,卻不被警察抓到。

如此非法的實踐,需要一嚴格的工作方法、與破壞公物的計畫。那時的我依照每日最沒有公權力出沒的時間與地點、列了詳細的工作時程,每週五天的每個晚上,我每日凌晨兩點由家中出門,在大街小巷巡邏、選定地點、工作、六點左右吃了事後早餐、回家並在八點上床睡覺。我花了四年的時間發現自己的生活掉入陷阱當中:我被永不被抓的想法給逮捕、我被工作計畫和每日生活常規給困住、我被噴漆罐困住、我被傻蛋塗鴉社群給局限。我被困在台北一個又一個的暗巷當中。

當我在英國的藝術學院畢業之後,我開始了所謂新興藝術家的人生。所謂的藝術世界,從一抽象的理論概念,成為一個社會真實。我理解到藝術世界不過是真實世界的反照,藝術依照社會的階級制度,將自身劃分成少數幾個貴族般的藝術明星、已建立一定聲望與收入的中堅分子、與廣大的新興藝術家無產階級,這些人投射在這個藝術世界當中的,是他們的無價值與無存在。

在這個階段的人生當中,我常常旅行,從一個國家到達另一個、追趕著展覽與藝術節;奇怪的是,不論我身在何處,我發現自己永遠到達了到一模一樣的白盒子空間、與同一群人困在一起、並聊著一模一樣的話題:“所以貴國的藝術圈狀況如何?“、“所以你選用的材質是什麼?“、“我的裝置結合了現成物與手工藝品、是當代生活破碎現實的繼續中呈現…“

我被藝術世界給困住,我被困在它雄偉的美術館、藝術中心、藝廊、它的社會集結如藝術家團體、基金會、專業人士如藝評家、行政、收藏家當中,這是一個龐雜又自我完整的世界,裡面有自身的價值系統、自身的邏輯、如此完整,又如此地混亂。我被困在它的虛情假意又尖酸刻薄、我被困在公關操作、我被困在錯綜複雜的人脈圈當中。這個陷阱叫做新興藝術家,卡夫卡般的生活。

觀光客也是一個陷阱,作為旅行者、你有享樂的義務。如果你開始覺得無聊、索然無謂,那麼旅行便失去了意義。

也因此,我總是為了芝麻小事如天氣變差、看了低廉可悲的劇場、或人們滿嘴俗爛等感到憤怒,我的腦海總是跳出一連串的獨白,高喊著:「我付了錢來到這裡!」、「消費者至上!」、「娛樂我!」

旅行第二周,我被困在對娛樂的渴求、與對好逸惡勞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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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日:倫敦的美麗來自於其之荒謬犬儒

這個城市代表了對一複雜世界系統化並嘗試理解的渴望。將舊日帝國首都各個分散區域編號與符號化的倫敦郵政號碼、詭異房屋稅制與地產授權,是理性與邏輯對此中世紀城市的掙扎掌控。

倫敦的郵政編號系統,不僅代表各區域的地理位置、同時也標明了這個國家的階級區分、移民社群、歷史、帝國記憶、還有這個社會的皇家寄生蟲。因此,符號系統不單沒有達成其將城市迷霧破除、與系統化的目標,反之,其製造了一更艱澀難解的數字宇宙,進而將倫敦的生活推至近乎荒謬的狀態。

倫敦的美麗,來自於在這個城市當中、一切脫離常理並沒有邏輯,而所有的事物均導上雙重甚或多重的解釋。

而荒謬的黑暗面,則是其製造了其居民普遍的犬儒精神、而虛無主義成為此城市的基本民族性與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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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日:紐約的美麗來自於其之簡單易懂

紐約的生活基於一簡單的邏輯:數字往北增加、反之亦然;數字往東減少、反之亦然。

這是一個蒙德里安的都市,在純粹的方塊、直線組合當中,這裡沒有空間留給死路、迂迴、或是黑暗的角落。如果你在紐約問路,答案永遠像是某個數學方程式:「在第四街右轉,過了四個街口以後,在第五大道再右轉一次。」在這裡,沒有「大概」,沒有「也許」,沒有「朝南三分鐘之後跟著教堂頂端前行」。在紐約,沒有不可言喻的曖昧地帶、所有的事物都可完全的闡釋。

簡單易懂的好處,是在這裡的生活完全是邏輯性的:你永遠知道你身在何處、從A地到B地的距離、還有此地的相對位置(上城、中城、下城,東村、西村)

在這裡生活的壞處,是簡單易懂消滅了生活的曖昧性與不可言說,而通常的情況,也意味著個體的平庸與愚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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