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

四月十五日:星條堆滿天,也不能比月圓

我在台灣的童年回憶之一,是戒嚴時代。就如同普世的軍事獨裁、那個時代遵循其最高宗旨:「生命就像一場永恆的戰爭」,那時生活的每個層面如同行軍打仗。童年的時候、老師總是告訴我共產黨被危險的意識形態所驅使、是世界上的邪惡力量;而如同先總統蔣公所云、攘外先安內,我們的社會有著外部與內部的敵人,也因此,我的童年回憶裡總是出現學校牆上「保密防碟」、「隔牆有耳」等標語。

戒嚴時代第二特徵是其廣泛的象徵主義,比如說國旗、與領袖銅像的四處懸掛,而每個小學學童,每天早上得參加在操場上作操兼唱國歌、軍歌等儀式。

然而,軍事化的生活並沒有對童年的我造成太多的困擾,小孩永遠知道從中取樂之道。操場的晨會永遠是見見隔壁班女生、傳遞情書、與交換色情雜誌的大好機會,如果你蒐集到一定數量的國旗,可以到附近的書店轉賣,並賺到不錯的零用錢。

戒嚴時代唯一讓童年的我感到困擾的,是電影院裡的國歌時段;在每場電影之前,所有的人都得在黑暗中起立高唱「三民主義」,其沈重悲慘的曲調、每每嚴重地破壞電影前的愉悅情緒。因此,自八零末解嚴之後,我唯一感到高興的事情是再也不需要在電影院裡起立唱歌。

在2013年四月十日、於紐澤西的冰上曲棍球場內、很榮幸地在人生的二十年後,我再次地參與國歌時段。我與上千名觀眾一同起立,嘗試在嘴裡擠出「星條歌」。奇怪的是,我事後感覺並不是太壞,愛國主義與球衣、旗幟、拉拉隊、與瓦斯喇叭出乎意料的相符,因為我想,它們基本上就是同一件事,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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