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灣的童年回憶之一，是戒嚴時代。就如同普世的軍事獨裁、那個時代遵循其最高宗旨：「生命就像一場永恆的戰爭」，那時生活的每個層面如同行軍打仗。童年的時候、老師總是告訴我共產黨被危險的意識形態所驅使、是世界上的邪惡力量；而如同先總統蔣公所云、攘外先安內，我們的社會有著外部與內部的敵人，也因此，我的童年回憶裡總是出現學校牆上「保密防碟」、「隔牆有耳」等標語。

戒嚴時代第二特徵是其廣泛的象徵主義，比如說國旗、與領袖銅像的四處懸掛，而每個小學學童，每天早上得參加在操場上作操兼唱國歌、軍歌等儀式。

然而，軍事化的生活並沒有對童年的我造成太多的困擾，小孩永遠知道從中取樂之道。操場的晨會永遠是見見隔壁班女生、傳遞情書、與交換色情雜誌的大好機會，如果你蒐集到一定數量的國旗，可以到附近的書店轉賣，並賺到不錯的零用錢。

戒嚴時代唯一讓童年的我感到困擾的，是電影院裡的國歌時段；在每場電影之前，所有的人都得在黑暗中起立高唱「三民主義」，其沈重悲慘的曲調、每每嚴重地破壞電影前的愉悅情緒。因此，自八零末解嚴之後，我唯一感到高興的事情是再也不需要在電影院裡起立唱歌。

在2013年四月十日、於紐澤西的冰上曲棍球場內、很榮幸地在人生的二十年後，我再次地參與國歌時段。我與上千名觀眾一同起立，嘗試在嘴裡擠出「星條歌」。奇怪的是，我事後感覺並不是太壞，愛國主義與球衣、旗幟、拉拉隊、與瓦斯喇叭出乎意料的相符，因為我想，它們基本上就是同一件事，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