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黑色眼珠裡有七彩的憤怒，五顏的悲傷，還有六色的淒涼．

二零一二剛結婚的那年，我在西班牙領事館辦理居留證，並正式告別學生生涯，成為貨真價實的第一代移民．那天，我花了一整個下午的時間坐在悶熱房間，盯著天花板上時間河流緩緩流走，在凝滯的西風裡唱著東方傷心的歌曲．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西班牙領事館，是歐洲與世界的陰陽交會之處．那想像的國界座落在館裡十坪大小的等候室．並以房間中央櫃檯為中心點往外擴散．界線一側是巨大的國家機器，以面無表情的職員、運作緩慢時時當機的IBM電腦、成堆的文件、與各種顏色的申請表格為表現形式．

界線另一側，則是來自天涯絕望角落的流落人：迦納移民、安哥拉伯母、阿富汗政治庇護者、海地阿姨、多明尼哥移工．身處其中的我，黑頭髮、黃皮膚， 絲毫不顯衝突地融入這群悲傷的群體．

在那塞滿了嬰兒車、拐杖、行李、購物袋的狹小房間裡，是停滯在空氣中的痛苦沉默。

前方傳來急促的咳嗽聲，臉色泛綠的委內瑞拉阿伯前後劇烈擺動著像要把肺咳出來一般，我想像來自亞馬遜叢林中的病菌在房間中飛散，鑽入鼻孔與體內細胞展開激情的交媾．

背後陣陣震耳的啼哭聲響起， 海地媽媽將嬰兒一把抓起，埋入兩顆巨大的黑色乳房當中，啼哭聲逐漸減小，我擔心著在乳海潮水中窒息而死的嬰兒．

在多年之後，我仍深刻的記得那個下午，那個房間裡，每個人臉上掛著的表情，那焦慮、期待、苦惱千思萬緒在腦中交錯、相互激盪下的複雜表情，像是不可言喻的無解圖騰。如此表情，在我往後的日子當中經常見到，尤其是夜深人靜攬鏡自照的片刻，

每一段時間，櫃檯會冒出一名職員，用濃濃的西班牙口音唱著名字，人群中的某人便會從手機的小世界當中驚醒，露出一臉的惶恐，左顧右盼前瞻後顧，站起身，走進那深不可測的房間內。如此景象讓我想到走往刑場的罪犯。某程度上這個房間裡的所有人都是罪人:一如世間所有的滔天大罪，我們是不該的產物，出生在不該的國家，在不該的時間出現在不該的地點，做著不該的事情，說著不該的話。

隨著時間痛苦流逝，心中莫名的焦慮感也隨之擴大．在人生的很多時候，在阿薩姆風味紅茶、櫻花風草莓歐蕾、黃金榛果拿鐵的痛苦抉擇之間，我常以為人是自己命運的主宰， 可以自由地選擇任何想成就的大事：但在此時此刻的當下，決定權卻早已從手中溜走，隨著成千上百份的申請文件，在那深得像黑洞的領事館漂泊，某時某日，它將抵達一張辦公桌，桌子後方坐著一個陌生人，那天的他/她，也許在土行星與木行星交錯之下心情有些煩躁，也許當天他/她命格的太歲之位與東南方的歲破之位相沖；那天的他/她，也許發現「no」比「yes」少了一個字母，經常使用，久而久之，能夠節省可觀的行政成本．他/她的一舉一動，每個思緒，每個執念，都將對我的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

如此的想法讓我焦慮得不能自以，只好緊咬著下唇，在沈默的房間裡發出無聲的尖叫．

傍晚片刻，就在踏出領事館的片刻，冬日寒風颳在臉上，心中滿是蕭條感。我感到身心疲憊，覺得被國家機器來回強姦了數次，然而，這是個沒有兇手、也沒有被害人的強姦案，一切都是願打願挨、願者上鉤的遊戲。

我的眼前是那閃亮亮的倫敦城，它的美好，它的殘酷，多少夢想在此化為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