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hel Dolezal, ink on paper, 42 x 59cm, 2016)

我花了整個漫長的下午盯著那台錄音機，看著它閃爍著來自外太空的紅色訊號燈，與困在卡夾中無窮旋轉的卡帶；記者的手正在迅速移動，筆記本上潦草筆跡形成一片無人能懂的無字天書海洋：他正在埋頭苦幹，一字一句的刻下我的滿嘴廢話．

「作為一名黑人藝術家，我是一名黑人，我也是一名藝術家，我處理的問題，是一個黑人的問題，也是一個藝術家的問題，所以，當有人問我，我究竟是黑人還是藝術家？我會回答：我是一名藝術家，也是一名黑人；由此反向論證，我也是一名黑人，同時也是一名藝術家．」

這是藝術家工作的一環：在錄音機前滔滔不絕、以藝術的語言包裝廢話，崮中精髓是讓空洞事物聽得言之有物、上面再以諸多藝術理論名詞點綴讓其看起來有模有樣、但仔細想想卻永不得其解．我、記者、與台錄音機都是這個資訊爆炸時代的共犯、文化劣質品的生產者：我們將相同訊息重新包裝、再度販賣、濫竽充數地從中獲利．

「我的作品借用了佛朗茲·法農（Frantz Fanon）為後代所提供的哲學線路：非裔美國人的存在本質，是那個戴著白色面具的黑皮膚，循著如此邏輯，我們可以推知世界上同時存在著戴著黑面具的白皮膚．而我所主張的，便是那個白面具、與黑皮膚，或是白面具、與黑皮膚，是如硬幣兩面般不能彼此切割的共生存在．」

從畫家、雕塑家、到陶藝家，不論你使用什麼媒材，在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大紅大紫的時代下，人人都要是表演藝術家．相較於將石頭、木材、石膏、物件等原始材料轉換為工藝品、作為物質世界創造者的工匠．藝術家是非物質世界的探索者，並以身分、種族、性別、性向、國族認同作為其創作材料，並在百般錘鍊淬煉出「身分政治」．一個好的藝術家如同十美金一包的石膏粉，摻了水之後就變成任何想要變成的樣子．

「我的藝術，處理的是被白人所掌控、歐洲中心的主流媒體下所呈現出的黑人形象：黑人的臉、黑人的身體、黑人的陽具，這是一個大結構的問題、也是個人的掙扎故事，關於一名非裔美國人、如何透過主流有色眼鏡下觀看自己並自我異化．」

房間的另一旁是整片的落地鏡子，在那片倒反的世界中存在著一熟悉的身影—寬大肩膀、修長的手臂、兩肩之間掛著一個細小的頭顱、上面佈滿了密麻的捲髮、咖啡色的肌膚襯托著泛黃的雙眼與寬大的鼻翼—那是我的身影—我投注在這個世界上的形象：黑人、非裔美國人、奴隸的後代、乘著奴隸船、遠從世界被詛咒的盡頭遠渡重洋而來．

鏡子前的自己是張黑色的記憶地圖，身體的每個細節都藏著不為人知的人生片段．

我那標準的非洲扁平開闊鼻翼，是十八歲那年第一次整形手術的傑作，在手術床上，醫生用電動鑽將打碎我原本高挺的高加索鼻樑，並在剩下的骨頭碎片上貼了數層屁股切下的皮膚組織，隔天、從麻醉中逐漸甦醒的臉部傳來陣陣被火車輾過的劇痛．

「如要用一句話總結我的創作，那我會借用法農曾說過的名言：「他們要將我丟入洗衣機裡漂白．」

第二次手術是在數年之後，醫生用大型針筒在我的嘴唇外側打入大量的矽膠、原本細長的嘴唇像是春天綻放的花朵般往外翻開、成為大都會博物館裡典藏的海地巫毒面具；留在嘴裡的，是久久不去的矽膠味、和像被按摩棒狠狠捅過的陣痛感．

「在法文裡，有一個詞叫「雙重意識」（double-cuntness），正好可以比喻我的概念、普遍存在每個人日常生活中、洗衣機與漂白水的雙重性．」

第三次是複雜的臀部重建手術，醫生在肛門四周開了數個洞，我看著屁股如充了氣般隨著人造脂肪流入而脹起，並在半膜肌周遭產生些許的涼意．

「雙重意識是後殖民的身分錯亂的病徵：是黑人、也是美國人，是被漂白的黑人，也是被抹黑的美國人．」

在那之後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由許多瑣碎的細節所構成：瞳孔變色鏡片、每週兩次的人造日光浴、每月一次的小捲燙、在臉上堆積厚得結成塊狀的古銅色粉底．一個新的自我，便如浴火鳳凰般在手術刀與UV燈管中誕生．

「我要質疑的，是黑皮膚的人為何要戴上白面具？因為白人的優勢權力位置把黑人化約到膚色的生物層次來對待，同時，我也要探討白皮膚的人為何要戴上黑面具？這最終可化約到整體社會的權力結構．」

隨著時間的推移，過去那個來自康乃狄克州的約翰·史密斯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新的自我：霍米·拉吧·拉拉巴巴—出生在美國阿拉巴馬州，藝術家、詩人、策展人、行動主義者．其早期的作品深受民權、黑人權力運動及其他非裔詩人的影響, 有時甚且頗具爭議性。他透過政治意識濃厚的藝術創作，來探究非裔美國人的文化和歷史經驗。拉拉巴巴也是激進的民權份子，曾經被稱為「黑人藝術的戰鬥者」，他到處演講朗誦詩歌，極力反對種族仇恨，他的身影永遠與被壓迫者站在一起．

「因為這個世界是透過白人的眼睛來觀看，只有戴上白面具，黑人才能去除心底的焦慮，假裝自己踏入白人的行列。渴望「漂白」是被殖民者最扭曲的悲哀．同時，與「漂白」所相對的，是那「抹黑」的渴望，它代表的是白人透過以白人眼睛觀看自己的黑人眼睛來觀看白人，那是一段殖民者被被殖民者殖民的過程，這種殖民過程我稱之為「後後後殖民之下的被被被殖民者」、是後後後殖民扭曲情節下、對被被殖民者人性尊嚴最深沈的傷害．」

隨著跳起的按鈕、錄音機的卡帶乍然停止，紅色訊號燈應聲熄滅在沈默螺旋裡．安靜的咖啡廳一角，記者、錄音機、與我三者以啞口無言的尷尬彼此對峙著，此時此刻的存在，代表了某種人生偶然性的「意義」：錄音機與記者的啟示、記者與錄音機的交叉辯證．

「謝謝你今天的時間，霍米·拉吧·拉拉巴巴，能夠訪問你是「非裔美國人民權日報」莫大的榮幸．」

記者站起身與我握了握手，在兩目相交之時，兩個人臉上同時浮出些許的共謀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