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魯,寶藏巖,2010)
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站在中正機場準備飛往倫敦,隔著通關的玻璃,在台灣國土的那頭揮著手的,除了我的父母之外,還有阿布魯。
那時的畫面至今依然很清晰,在腦海中像是在演電影一樣,馬英九剛執政一周,走過機場電視上滿是新總統的畫面;在我走向海關之時,我母親正在研究機場為慶祝端午節的大型龍舟裝置,我父親轉頭催促著母親,阿布魯站在關口不知所措,我走入了關口,穿過玻璃門之後似乎想起了通關象徵上的意涵,於是我回過頭,我父母驚訝地發現我已經過了關,隔著玻璃看著我,於是兩邊像是想到一樣地揮了揮手。
那時阿布魯的影像至今都還很清晰,隔著玻璃門來看他的身影比平時小了許多,幾乎只是個細瘦的影子。
送機雖然總是流於俗爛,海關前的生離死別在網路世代根本像是一場玩笑。
但是送機卻還是具有象徵意涵,代表了一個人從一個地方移往下一個,一段人生往下一段人生。對我來說,阿布魯細瘦的影子也具有象徵意涵,代表了人生如窗戶,可開啓也會關上,人生會開啓也會結束,一段人生過去便再也不會再回來。在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前,我們足足有四年的時間,呆在師大路一塊不超過十平方尺的草皮上喝酒、生活在想像性的孤獨絕望當中、閒扯、與浪費生命,
在那天,我通關了之後,搭乘了十多個小時的飛機到達了英國西斯洛機場,從機場拖著行李上了地鐵,在倫敦橋轉上火車,下火車後找尋了半個小時到達學校宿舍前方,保全給了我一把鑰匙,當我打開門之後是一個全空的房間。
我便這個全空的房間倒頭就睡,這房間便是我倫敦生活的象徵,一切為零,具有一切的可能,卻也空得令人頭皮發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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