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布魯，寶藏巖，2010）
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站在中正機場準備飛往倫敦，隔著通關的玻璃，在台灣國土的那頭揮著手的，除了我的父母之外，還有阿布魯。
那時的畫面至今依然很清晰，在腦海中像是在演電影一樣，馬英九剛執政一周，走過機場電視上滿是新總統的畫面；在我走向海關之時，我母親正在研究機場為慶祝端午節的大型龍舟裝置，我父親轉頭催促著母親，阿布魯站在關口不知所措，我走入了關口，穿過玻璃門之後似乎想起了通關象徵上的意涵，於是我回過頭，我父母驚訝地發現我已經過了關，隔著玻璃看著我，於是兩邊像是想到一樣地揮了揮手。
那時阿布魯的影像至今都還很清晰，隔著玻璃門來看他的身影比平時小了許多，幾乎只是個細瘦的影子。
送機雖然總是流於俗爛，海關前的生離死別在網路世代根本像是一場玩笑。
但是送機卻還是具有象徵意涵，代表了一個人從一個地方移往下一個，一段人生往下一段人生。對我來說，阿布魯細瘦的影子也具有象徵意涵，代表了人生如窗戶，可開啓也會關上，人生會開啓也會結束，一段人生過去便再也不會再回來。在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之前，我們足足有四年的時間，呆在師大路一塊不超過十平方尺的草皮上喝酒、生活在想像性的孤獨絕望當中、閒扯、與浪費生命，
在那天，我通關了之後，搭乘了十多個小時的飛機到達了英國西斯洛機場，從機場拖著行李上了地鐵，在倫敦橋轉上火車，下火車後找尋了半個小時到達學校宿舍前方，保全給了我一把鑰匙，當我打開門之後是一個全空的房間。
我便這個全空的房間倒頭就睡，這房間便是我倫敦生活的象徵，一切為零，具有一切的可能，卻也空得令人頭皮發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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