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張，為你記錄課堂寫下的連篇廢話；紙張撥開鼻毛，以螺旋身軀與鼻涕共舞；紙張下探股溝深處，與大便殘屑產生親密接觸。

但在某些時候，一張紙能夠改變你的命運。

2009年五月初，我接到一封英國寄來的信。

那是一張平凡無奇的A4影印紙，正上方是藝術學院的標章，一個盾牌、一隻老虎、與一本書。中間是洋洋灑灑的幾段文字，訴說著本人卓越的學術成就，樂觀開朗的性格，與活耀的社團活動，本系歡迎您加入我們!

當時的我，在夜半捧著哈電族電子辭典，以鉛筆圈寫著信中滿滿的生字，心中滿是無法抑制的亢奮感。

那封入學許可為我的人生劃分了一時間點，我所處的當下已過了有效期限，迎面而來的是嶄新的生鮮未來；我住的家，做的工作，身邊的朋友，家人，常去的餐廳，喜歡的城市角落，漫畫王，白鹿洞，五十嵐，都成為了過去。

 

我開始跟身邊的朋友聚餐，告別。朋友會拍著你的肩膀，說: 「保重」。

平常不是太熟的人會捎來短訊，說「珍重再見」。

身邊的親戚會包給你紅包，叫你好好上進，為國爭光。

之前合作過的雇主跟同事會給你花束，卡片，跟小蛋糕。

這一切，都代表了你已成為人際圈裡的過去式，一個人們會在聚會中提起的「喔那個人啊」， 然後又被遺忘的名詞。

但當時的我對此並不介意。我常耳戴隨身聽，無數次的循迴撥放著衝擊合唱團的「倫敦呼叫」，彷彿那未知城市正隔著歐亞大陸，傳來跨時空的呼喚。

那時的我儘管身處台灣，望眼所及卻盡是國界之外的美麗新世界: 那是個保守黨、英國國家黨、柴切爾夫人、布萊爾、莫里西、艾爾頓 強、史汀、大衛 鮑伊、足球狂、搖滾樂、與豆豆先生的土地．

 

2009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站在中正機場的航廈大廳。

那時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在腦海中像是電影畫面。馬英九剛執政一周，機場電視上滿是新總統就職的畫面；中正機場第一航廈內，新東陽店面前成排的肉乾發著油膩的光澤；我與父親坐在塑膠椅上，有一句沒一句的接著話。

「有帶護照嗎?」 我爸問我。

很有趣的是，在我人生無數次地出入境台灣，與我爸無數次地候機時刻，所有的對話，均以護照作為開場白。

「帶了。」

「水?」

「礦泉水過不了安檢，過關了再買。」

「錢有帶夠?」

「有。」

「台幣還是英鎊?」

「都有。」

「有帶些吃的?」

「有。」

「我這裡還有幾塊鳳梨酥，放在你包包裡，飛機上吃．」

就這樣，我們花了很長的時間、鉅細靡遺的清點背包裡的每樣物品。

我爸是標準的台灣父親。這個男人在你兒童時期扮演著兒子大玩偶的角色，你記得在父親肩膀上的許多下午，你記得許多周末在圓山兒童樂園的周末，你記得他給你人生的第一台個人電腦，他帶你在國父紀念館溜直排輪等種種情景。

如同標準的台灣家庭關係，我的父子關係在情感上總是壓抑的，隨著兒童時期的結束，也結束了與父親的感情聯繫，剩下來的只是課業壓力，補習班，夜自習，期中考，大考，小考，與滿江紅的成績單。

一直到輕狂的青少年時期，父子關係便每況愈下，直達冰點，我與父親成為了同一個屋簷下彼此躲避、互看不順眼的室友。

最後，父親成為了家庭中的言語黑洞 – 在客廳盯著新聞喀水果、在餐廳翻報紙、在陽台條望遠方的沉默雕像。

直到某時某刻，必須對話的時間點，父子倆人才尷尬地四目相交，關心起護照等生活雜事。

 

在我走向海關之時，我母親正在研究機場慶祝端午節的大型龍舟，我父親在一旁幫我媽拍照並在嘴中碎念著。我在前面緩緩步行著，走入了關口，穿過玻璃門，腦中似乎想起了甚麼，於是回過了頭，我父母驚訝地發現我已經過了關，隔著玻璃看著我，於是兩人對我揮了揮手。我翹起大拇指跟小指示意到了目的地以後電話連絡。

隔著玻璃門，眼前父母的具有某種象徵意涵，代表了人生如機場閘口，可開啓也會關上，一旦跨過了一個時間點，一段人生便成為過去，永遠消逝，再也不會回來。

我把護照遞給一個臉很臭的海關小姐，她拿起那枚橡皮印章，敲擊在護照內頁時整個桌面都隨之震動，於是，我正式踏出了台灣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