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天，在Tom回日本前我問他讓我拍張照片以作成塗鴉，他選擇以裸照的方式呈現。Tom說，沒有一種方式比裸體更好對倫敦道別）

2009年六月，我拿到Goldsmiths的條件入學，而進入了碩士前的語言學校。

對於語言學校，我在台灣時有諸多想像：在課堂上，我認識來自世界各地方的人，不論種族、不論國籍，我們肩並肩地讀英語，並走入英國學院的殿堂。

而語言學校開學的那天，直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我從宿舍走過Goldsmiths有黑白交錯地板的走廊，走上樓梯、推開核木做的教室大門，我看到清一色的亞洲面孔；人們操著台灣口音的中文，教室裡人聲震天。

我那年的語言學校，七成的學生來自於台灣，九成的台灣人來自台北，而幾乎所有人均畢業於各設計與大傳科系，其中有半數人我總感覺似曾在台北的某處見過。

在語言學校，所有人每天九點上課至下午三點、午休一小時，朝夕相處之下，像讀了三個月的高中：一樣地人們群體行動、一樣地人際關係裡充滿了八卦與謠言，也一樣地，我深刻地相信身為一個人類，不應該跟群體每日相處超過三小時的時間。

在語言學校裡，很多的晚上我常在廚房派對當中渡過；所謂的廚房派對，是住宿舍的外籍學生們標準的交際手段與打發日子的方式；在下課後，人們會在廚房裡擺了許多的啤酒與各種食物，各走道的學生會聚集此處，在白日燈管下渡過一個又一個的晚上，玻璃窗外，是街道上一整片的黑暗。在這些廚房派對中，你覺得活在一個奇異的空間當中：儘管你身體處於英格蘭，但是心理上，你在一個從亞洲複製而來的生活中，一樣的食物、一樣的臉孔、一樣的行為方式。似乎在宿舍廚房裡，人們以群體的力量，打造了一個安全的小世界，以抵擋外面的巨大未知。

但同時，在語言學校裡，我也遇到了許多希奇古怪的人們，如日本人Tom、台灣人欣佑，韓國人Hee。這些人、與日後在碩士班的同學們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在藝術系裡，碩士生們具有一貫的專業態度，他們具有專一的目標，他們知道，Goldsmiths的藝術碩士在他們人生中是往後事業生涯的一步，也因此，藝術系碩士生們傲慢、膚淺、並且千遍一律。對他們來說，Goldsmiths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語言學校裡，你遇到的是混亂的一群人，在這些人當中，諸多抱持著：“既然不知道該做什麼，那麼便來英國走走吧！“的態度，而因此身處於此地，絕大部份仍不知道人生為何、未來仍是一切空白：他們熱情地想要體驗一切，但同時又對一切充滿恐懼。對他們來說，Goldsmiths是目地、而不是手段。

當我想到語言學校，日本人Tom的影像仍清楚地在我腦海中。他的影像是一混亂的存在，但相較於我台灣朋友們的混亂而悲傷，Tom的混亂，是一種快樂的混亂。他的存在，如同一真摯的混亂哲學：因為未來的不可知，因為人的渺小無法掌握命運，而因此，身為人類應該隨時地保持在熱情的狀態，熱情的擁抱生命、與熱情地擁抱未知。

在之後的很多日子中，我常想到Tom那時快樂又混亂的樣貌。

在語言學校結束後，隨著碩士生涯與之後的畢業，那個未知的迷霧散去，眼前的人生道路清晰浮現，但是同時，那個最快樂的人生段落，似乎也跟著結束了。